2012年春节，我在长沙的苦寒中，搓着双手，开始用键盘抄1912年的《申报》，每天抄一百年前同一天的报纸，但凡有兴趣的条目都全文照抄，或摘要。抄写对象是影印本电子扫描版，在13寸的电脑屏幕上，放到能看清的程度，就必须反复左右拖动画面。好在假期晚上没什么事，一般等到全家人都看完电视去睡觉，我也差不多抄完这一日的旧闻。

如果我能穿越回1月底，告诉自己：这项工作每天几乎要耗用三个钟头以上，看书观影的时间大半出让，每月抄写字数超过10万字。估计我立刻就放弃了。

那好，我为什么要抄报？为什么要抄《申报》？

2010年8月，我接受一家出版社约稿，在辛亥百年之际写一本关于这场革命的书。之后我用了十个月的时间看各种资料，史著、档案、回忆录、笔记、日记、小说，还有2011年新出的各种辛亥书。辛亥跟五四一样，是个大泥坑，要是没有一个死线（DEADLINE），估计我到2012还动不了笔。

从2011年6月到年底，以每周一篇的速度，写出了刚刚结集出版的《民国了》。这本书写法上基本实现了我最初的设计：以新闻特写的方式写辛亥，尽可能地让笔贴近现场，还原氛围。我从看过的各种资料中挖掘出诸多细节，用它们来编织一幅幅我心目中的辛亥图景。

完稿之后，欣慰之余，又感到强烈的不满足。如果说《民国了》有什么特色，它主要是写法上的。前十个月的阅读材料，是“防御型的”，为了保证我在史实上尽量不出错，同时尽可能多地利用已有的研究整理成果。可是，所有的一切，史著、档案、笔记、回忆录、日记、小说，都已是他人的选择结果，我只是在同样的镣铐里跳一支不一样的舞。这也是为何我没有在《民国了》书末列出“参考文献”的原因——我认为2011年数十种重写辛亥的书，除了少数几种有独特史料，大多数作者使用的材料都高度重合，那么，每个作者心目中的辛亥图景，应该都差不多吧？无非看各人用同样食材炒出什么样的菜。

我感到不满足，因为我从来不想去追寻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历史是如何“被叙述”的（以前出版的《野史记》副题为“传说中的近代中国”，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些叙述，大都是后设的。最即时地的记录与感想，只存在于两种材料：日报与日记。而日记有太多省略、遗失、改写的可能了，很难作为主材料使用。而日报是记录时代与社会最快、最全，也相对最富细节、最体现“被叙述”的媒体了。当然，泥沙俱下的材料需要后世的文献与研究来加以澄滤。

之所以一天天一版版地翻抄旧报，而不是循着事件线索去定点查阅新闻，是因为我希望能在心中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图景。我常常设想，假如我就是一个当时的小知识分子，与权力核心隔着十万八千里，每日读报，我将如何想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甚至这个世界？有时我觉得我简直像一个穿越者，在文字构成的旧世界老中里穿行摸索。

至于选择《申报》，一方面是因为就手（有电脑版），另一方面，《申报》公认是清末以来传统最久、较为中立的公共舆论机构。详细论证此处不赘，1901年2月14日，《申报》出版一万号，头版《本报第一万号记》文中说：“自本馆始于上海创行日报，遍传各省，风气遂开……本报历年最久，而又悉遵泰西报纸之例，未敢稍逸范围。凡朝廷之政令，官吏之职守，民生之休戚，水旱之凶荒，学校之栽培，国用之会计，疆舆之险要，军政之废兴，商业之盈亏，物产之品目，邻国之举动，交涉之事端，格致之精微，器艺之新制，罔不周咨传访，采录报中，纪载要闻，不嫌其琐。”虽然不无自夸之嫌，大体说的是事实。

有人问：你担不担心只抄一张报纸会有失偏颇？首先，新闻事实《申报》不会太离谱，因为它有诸多的强劲对手如《上海新报》、《新闻报》、《时报》，它们都是大众报纸，靠商业广告盈利，不同于靠政团资助的机关报纸。这样的报纸一定不敢过分歪曲事实以致丧失舆论公信力。其次，从立场来看，《申报》这样的大报，想讨好最主流的读者，一定会选择社会最主流的立场与思路（这一点《申报》在1905年左右吃过大苦头）。另外，《申报》办报地点在上海租界，无需太顾忌政府的压制与禁令，加之大量购买、转载国外媒体如路透社、《泰晤士报》、《朝日新闻》的访电，虽然只是一张报纸，消息、版面间照样有足够映照现实的多元空间。

抄报之始，我也没想好我要干什么。提了八个月报，字数几近90万字，我希望能利用这些材料和抄报心得，在2012之后的数年中，重新审视或曰“攻打”1911~1912的中国社会生活，尤其关注之中的制度、习俗、心态变化，希望下一本关于清末民初的著述，可以从材料到写法，都更独特一些，固所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