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2012:诺贝尔奖开出盘口(二)

我不是很能确定2012的哪件事更让一个中国人感到深深的羞耻。是为被轮奸的女儿请命的唐慧被劳教,还是T恤上印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劳教?是暴雨北京无助地结束于车里、河里、地下室里的生命,还是寒冬毕节垃圾桶里被取暖用的燃烧废气闷死的五个小孩?是自命智识阶层的男女在朝阳公园门口挥出的上拳下脚,副教授赏给八十老人的耳光响亮?还是西安街头90后打工者狠狠砸向日系车主的那把U型锁?

这些事件之所以让人感到羞愤,只有一个理由:我们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一个号称文明的社会里。今年孔飞力的经典史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重版畅销,讨论此书时,有人问:1768年那些因为“叫魂”的谣言,被无端攻击、伤害、杀戮的和尚、流浪汉,他们得到什么补偿了吗?(很遗憾,没有。)又有人问: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阻止、批判、反思过这些恶行吗?(呃,好象也没有哎。)二百四十四年过去了,我们一定,也应该,比当年做得更好,但,是足够的更好吗?

更令人羞愤的,还不是恶行本身。而是恶行的受害者无法得到应有的同情、洗刷与补偿。“抓应该,放也应该”,“没抓住时机逃生是他自己的责任”,“五毛就是该打,自负其责不就行了”,“国家大义面前,日系车主就不能少开一天车吗”?这些评论可能比受难事实更让人心寒。

这些言论混淆了“行”与“义”的区别。一个成年人,在明了并自愿承担行为后果的前提下,选择什么样的行为,与这种行为是否获得价值上的肯定,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觉得某人可恶就“可以”出手殴打,从殴打到杀戮也没有绝对的界限。而谁“可恶”是否又归于自由心证呢?如果承认反对非法暴力是合理的,就不要使用双重标准。无论“国家大义”还是“民主自由”,都不应是使用暴力的借口。而公权力的失误,包括积极失误的抓捕与消极失误的忽视,如果没有任何公开透明的反省与制度性的弥补,我们如何指望这种失误不会重演,不会愈演愈烈?

九·一五反日游行那天,传统媒体几乎无一字提及各地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与恶行,好在网络与自媒体提供了各种信息,让我们可以自行拼凑出一幅可笑可悲的图景。看了太多让人羞愤的影像之后,我将陈寅恪的一首诗改了些字,刷新了我的微博签名档:“名抗东邻藏恶止,神州士夫羞欲死。往学来教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伦敦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则提供了另外一些令中国赧颜的事迹。中国羽毛球女双队员消极比赛,或许从总教练到运动员,都真心相信“拿到金牌就是好战略”,他们的道歉显得敷衍塞责,而且会随时反口。不将家人病重或逝世的消息告知正在备赛的运动员,正如不把类似消息告知正在备考的学子,似乎都是中国的某种传统,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然而任何比赛或考试,真说不上具有超越日常伦理的重要性。更糟糕的是,工具理性全面压倒了价值理性。一个会原谅领导向自己隐瞒至亲病情的选手,一些会为了成绩与荣誉干预伦理选择的组织者,为了金牌干出任何让国人蒙羞的举动,不都是顺理成章的么?

这些耻辱,不会仅仅停留在2012。

我的名字叫红

难道上述那些难言的羞愤,会阻止我们周五晚上收看《中国好声音》吗?当然不会,这就是生活的多重性。时间一到,大脑中的“社会反射区”关闭,“娱乐反射区”开启,所有的注意力此刻只锁定在四把导师椅何时转身。

《中国好声音》拯救了日渐式微的选秀。它提供了新的形式,新的卖点,新的话题,但没有改变选秀的内在逻辑:好声音是它的招牌,当进入第二阶段,好声音已经变成“各美其美”时,拼表演、拼个性甚至“拼故事”势不可当地成为主要内容。“盲选”设置的入选悬念与激发的观看热情,在后期与“2005超级女声”全然无殊的赛程与投票中,其实已被消耗殆尽。

清宫戏和“屌丝”,这两个热点被诡异地接合到了一起。看上去,屌丝的精神失败不同于阿Q的精神胜利,但仔细分析,两者的内在逻辑并无区别。阿Q自命是“天下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去除“自轻自贱”,剩下的不就是“第一”吗?而屌丝也是在“人至贱则无敌”的信条下先为不胜,再图不败。在语词与场境的戏谑狂欢中,自命屌丝的人群获得了最大的群体认同感,难怪韩寒等名人们也纷纷自认屌丝,争取与粉丝们同呼吸共进退。

关于屌丝的叙事中,“逆袭”自然成了永恒的主题。一旦结局是逆袭成功,前面一切关于“弱势”的描写,都会加重观者代入、释放的快感。较之传统的“小人物成功”叙事模式,“屌丝逆袭”模式的最大变异,或许在于主人公不再寄身于“坚守美德+顿悟人生+时来运转”的寓教于乐故事,而是直接贴上了“腹黑”的标签,通过对自我的否定,全盘接受了高富帅白富美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再通过对规则的运用克服先天的弱势,取得最后逆袭的成功。

这种叙事最大众化的例子,正是将“清宫”与“架空”融合,将权力崇拜与价值依附混一的《甄嬛传》。甄嬛的内心挣扎几乎可以忽略,她的成功在于选择一种低调的符合其身份的存在姿态,等待权力象征物皇帝的一次一次的垂青(同时也是一次一次的背叛)。她很少气苦,更无短见,不需要修炼,就将自己定位成了宫中打不死的小强。一切的危机与困境都是外来的,无关内心,而这位后宫女屌丝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成为古今“屌丝”的偶像。这部电视剧中人物的精神固化与价值虚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

其实《中国好声音》也好,《甄嬛传》也罢,都可以集结到“屌丝的逆袭”这面大旗之下。导师椅激情转身与甄嬛成功夺权的幻象背后,是中国社会对于资源分配日益固化的焦虑与失望。不知何时,公众愤怒与仇恨的焦点已经从“官”、“富”悄然向“官二代”、“富二代”转移。这种概念化的恨怒,与食品卫生问题及特供食品的存在、幼儿园入园难与虐童、“逃离北上广”与“拼爹”等现象遥相呼应,提示着中国社会的敏感痛区。
话题:



0

推荐

杨早

杨早

645篇文章 20天前更新

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