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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些人恬不知耻地在微博上管我叫“早叔”,接着恬不知耻地指导我:这个什么什么事,该进《话题2012》吧?

我可以容忍他们的卖萌装嫩,以及羞辱大叔的不良嗜好。但是,他们真心应该多去读读过往的《话题》,尤其是我每年顶着齐清定稿的压力吐血撰写的综述。他们或许会明白,当整整一年摆在你面前,你其实已经被各类热点的饕餮盛宴喂得想吃罗马人的吐剂。年初那些为之争得面红耳赤的纷扰,年末已落满灰尘——这就是人类的记忆曲线,就好像我在读大学时发现,年年香港无线的十大劲歌金曲,总是第四季的歌入选特别多。

不妨告诉你们:什么样的话题会进入《话题》,其实是一个随机事件。关键得有合适的资源合适的作者合适的视角。历史没有真相,新闻也无所谓重要。至于我这样一个没有江南style的欧巴,在年末继续猥琐地关注各类政治娱乐身边八卦之余,突然抛开那些杂碎,一身正气地坐下来写综述,我其实是在记录一些情绪。在我看来,情绪是有史以来最易消散的东西,但又是有史以来流传最恒久的物事。一百年前,中国人看着报纸谈着天,愤怒、欢喜、伤感、焦虑,后来他们听广播,看电视,现在我们看网页,亲手制造转发与评论,而愤怒、欢喜、伤感、焦虑,是一样的。

挑一件事以代表2012的情绪,我会投一票给“诺贝尔文学奖开奖”。一般来说,这种类似终身奖的奖项,总是不惮于早早宣布获奖者,以便让得主享受祝贺,让媒体策划颂歌,让靠他吃饭的人从容备货,卖个好价钱。而诺贝尔奖的拧巴,在于它像娱乐奖项一样拼命玩神秘,甚至更进一步,连提名名单都没有,逼得媒体与博彩公司在全球的各界高手里面海底捞。因此,奖前的预测与盘口,“得与不得”的计算,开奖后一窝蜂式的报道,“配与不配”的争议,这个奖说明什么的分歧,展望未来的评断,都构成了一幕一幕的人间喜剧。尤其当2012的诺贝尔文学奖花落我们这样一个吵架大国,声浪几乎掀翻了房顶,有人漏夜把他的书上架,有人毅然将他的书下架,有人赶着偷萝卜,有人忙着种高粱,有人高歌牛掰,有人逼问软弱。是大国造就了莫言,还是莫言提升了大国?这是最让我兴奋的话题:多元,价值观,精神生活,莫衷一是。

因此我选择用几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成名作,作为这篇综述的小标题,顺便提醒你们:深入阅读,独立思考。

2012:诺贝尔奖开出盘口(一)

2012:诺贝尔奖开出盘口(一)

百年孤独

整个2012年我都在抄1912年的《申报》,抄了100多万字。不瞒你说,这件壮举的一个直接动因,是我不认为可以通过今日之回忆或史著,把握当年中国社会的精神脉动。而报馆位于租界中的新闻纸,倒是可以让我感知当年的媒体及其背后的公众,最关心什么,最焦虑什么。

1912年中国,最大的话题是什么?或许是大借款(以及各国是否承认中华民国),或许是西藏与蒙古的叛乱,还有省制、官制、国会选举等等。而如果从争议度最大,影响人心最巨的角度来说,大事有两件,一是国务总理唐绍仪突然出逃,一是张振武方维突然被逮捕枪毙。

总理突然潜逃天津,而且总统三番五次,派大员专列迎接,他都不肯回任,究竟是在恐惧什么?一百年来,也没有很好的解释。不过,唐总理认为若不出走,即命在旦夕,是肯定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赴津探视,一开始回报说唐“似有脑病”,引致舆论大哗。其后段祺瑞、蔡元培先后赴津,不再提这个原因,只是带回了唐绍仪的告假书。

参议院要求大总统公布唐总理离职的原因,但总统府保持缄默,只是委任了外长陆征祥为代总理。“参议院议员对于唐之私走,或主质问,或主弹劾,议论极为激昂,中西报纸亦尽力嘲骂”,而北京城内谣言蜂起,有人说广东即将宣告独立,唐绍仪是要南下返乡,又有说宗社党领袖铁良已抵北京,打算乘内阁无主之时起事,一时人心惶惶。甚至据外电报道,外交团也被此事惊动,“恐有意外之祸,已议再调兵队驻扎北方,以资弹压”。

唐总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议院、媒体与公众满腹狐疑,却无处问询。而张振武、方维的被杀,令民国政府的信用降到了开国以来的冰点。从参议院对段祺瑞的质询、对黎元洪及袁世凯的责难可以看出,公众不仅在意张、方犯了何罪,更在意他们的被杀为什么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张、方算不算军人?该不该按军法治罪?北京在捕杀张、方前突然发布戒严令,杀人后又撤消此令,有没有合法的理由?

这两件事,可以视为议院与媒体代表的公众,对于这个新生的民国能否实现“法治”的疑问。前清专制时代,太后尚且因为不经刑部审讯擅杀大臣(六君子等)失尽民心。共和之国,岂可不经合法的逮捕、审讯、辩护而直接杀人?又岂可任由政府高官率尔逃职,而解释无辞?

很快,更大的事来了,比如外蒙危机,比如国会选举,这两件事,慢慢也就冷了下来。然而一百年后,透过新闻与记录,我们仍然感受到当时沸腾的愤怒与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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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杨早

645篇文章 20天前更新

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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