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都很有意思。一是协和医院急诊科那位声名赫赫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宣布辞职，自述理由是受不了重论文轻医疗的公立医院评价体系；一是华东师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生汪奎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网络会话中“呵呵”的功能研究》，有不少网民批评说是“白交了三年学费”。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职业，不一定用来养家糊口，却是个人标识与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述两件事中，“急诊科医生”是于莺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的职业，“中文系研究生”是汪奎此前三年的职业（民国时有“职业学生”一词，今反其意用之）。那么，谁有资格来评价他们的职业水准？
评价于莺本来很简单，她是医生嘛，患者的反响难道不是最好的评价？可是偏偏有另一套标准凌驾于患者反响之上，那就是所谓“科研成果”。这好像也有道理，科研成果代表她在“职业共同体”中的位置嘛，我也说过，一个鞋匠做鞋好坏，顾客不一定知道，但是别的鞋匠肯定知道。只是，于莺本人也好，凡了解这套学术评价体系的人也好，有谁不知道，所谓科研成果，难道真的能代表“学术共同体”的看法？
本人在研究机构工作，一向认为不应该拿本单位的成果与高校简单比较，因为高校的第一天职是教书育人，就像研究机构的第一天职是学术研究。可是如果光看所谓科研成果，研究机构往往拼不过高校，症结何在？是不是高校里的教师都是超人，教书教得好，科研方面还能胜过专业的研究机构？
众所周知，科研成果并非可以等同于科研水平，数量跟质量之间也没法直接换算。但这事的症结更在于：职业的第一要求跟第二要求没有分清，教师首先不是教好书，医生首先不是治好病，论文发表数量与“档次”（就是SCI啥的）成了一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子。
这样做有啥好处？好处就是衡量方便，管理简单。正如燕瘦环肥，谁是美女见仁见智，我们规定一个三围比，一下子就能选出“最美50人”，或者根据肌肉占体重比例来选伟大球员，哪管孙继海会因此超越马拉多纳。
于莺从协和医院离职，与此前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声明自己终生不评教授，都可以视为某种征兆。尽管中国社会“职业共同体”整体状况甚不乐观，但还是有人试图撬动这块坚硬的巨石，或干脆无视这种可笑的错位。你可以把他们称为“逸才”，而逸才之多少，他们活得好不好，是一个社会是否宽容、价值是否多元的最重要标识。连古人都会说“古之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于莺、谌洪果的存在，他们得到很多人的理解，说明中国社会正在竭力摆脱单一价值的困境，怎不教人乐观其成？
而汪奎论文的意义，则是展示了职业共同体对创新、多元的保护。在网络调查中，支持者批评者各占一半，但华东师大的老师们，还有大多数学者，都能肯定这个论文题目的意义。那些说“白交三年学费”的批评者，其实也不具备评价汪奎职业的资格。在这个案例中，旁人的讥笑毫无意义。是不是白交三年学费？本该是教了汪同学三年的老师们，最有发言权。
（原发人民网·观点频道“杨早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