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全球校友会6月23日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达对新任校长任命的诉求及期望。同时，网上另有一份以浙大校友名义发布的公开信（未经证实），反对上级部门调任重庆大学林建华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从网上的反应来看，大部分意见支持浙大校友对校长任命的介入，也有人提醒说，应当从制度方面去反思“校长产生方式和路径”，才能“对早已偏离的大学校长角色定位有所矫正”。

很多人又会由此联想到民国大学的校长们。倒不是非得厚古薄今不可，民国大学的校长任命也多有争议，今年南北热演的南京大学话剧《蒋公的面子》，三位教授纠结要不要去赴蒋公的宴会，针对的就是蒋中正即将就任的“中央大学校长”一职。话剧书写的虽是虚构的历史，类似的事件与情绪在民国一直存在，抗议与驱赶校长的事件也不断上演。

早在清末的1909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就发生过“木瓜之役”，以周树人、许寿裳为首的二十多名教员，集体辞职，以撤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接替沈钧儒任两师校长，历时两个星期，终于获胜。五四运动之后，学生势力大涨，驱赶校长的发生率与成功率都大为提高，其中以“纪律严明”的清华学堂尤为火爆，学生会领袖罗隆基曾自诩“九年清华，三赶校长”，一位叫罗忠诒的尚未到校便已被迫辞职。

应该说明，只要是国立大学，教育部派任校长有着充分的合法性，教师或学生发起驱赶校长，也不见得一定对学校发展有利。但这并不是说教育部可以罔顾校情，随意指派国立大学校长，教师与学生没有选择或抗议委任校长的权利。

北伐成功后，曾经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被任命为首任“清华大学”（之前是清华学堂）校长，两年任期内，罗家伦推动将清华大学从外交部改划归教育部管辖，实现男女同校，聘请大批知名教授，为清华大学后来居上打下基础。但因为与教授会、学生会关系不好，加之政治环境变动，两年后仍被迫去职。

后来罗家伦任十年中央大学校长，成绩斐然，佳评如潮。因此不能说罗家伦不适合当大学校长，只是他跟清华大学“不合”，这里面大概就有“渊源”上的关系。后来梅贻琦成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的制度创新并不多，然而严选师资、教授治校两大特色，让清华在梅贻琦手里稳步发展，没有出现因人设政、人亡政息的弊端。

综观这些历史经验，会发现而今大学的各种病征，最后大抵还是要归结为“行政化”这一绝症上来。具体到校长人选，至少有三点值得当下借鉴。

一是大学校长没有行政级别。所以才会出现蔡元培当过教育部长，又去当北大校长，胡适从驻美大使任上卸职，又能转任北大校长。没有行政级别的羁绊，教育部选校长不会局限在正局或副部的范围内，校长也可以不像官员一样，在各个大学间迁转升降。

二是大学校长并无任期限制。人说梅贻琦一生只做成一件事，就是成功出掌清华并奠定清华的校格。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所大学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设计规划它的定位、规模与特色。铁打的大学流水的校长，能办成百年名校才怪。

三是有私立大学的竞争。如果只有教育部下辖公立大学这一套校长评价体系，校长一职很容易趋向均质化、行政化。只有加入私立大学的另类选择，才有可能在比较、竞争中凸显校长的角色、功能、作用。

校园政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上至校长的遴选，下至空调是否安装，同样需要提供议政平台，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完成。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上层的声音太响，校园的声音大弱，大学是教师谋生的职场，学生就业的跳板，长此以往，“母校”一词，将会如刀尔登所说，当不起，只能是“姨校”、“姑校”，没事串门有事再见的借住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