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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英语改革:提供教育选择自由

高考英语改革:提供教育选择自由

10月21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2014-2016年中考中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其中,在考试科目分值方面,从2016年起,北京高考语文由150分增至180分、中考语文由120分增至150分;高考英语由150分降至100分,中考英语由120分减至100分。
据媒体报道,考生家长几乎一面倒地欢迎这一改革,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微博上表示欢呼,超七成网民在网络调查中表示支持。最给力的发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他表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的语言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当英语成为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的噩梦时,英语不得不改”。
表示担心的当然也大有人在,虽然听上去也是老调。比如学校会随着考试要求相应降低英语课程比重,但社会上许多职业需要英语,因此改革方案会促使英语培训、补习班走红……前段时候台湾教育当局出台“禁止教授六岁以下儿童英语”法规时,那些同样的反对论调,搬过来照说一遍。
公道说一句,英语学得好,在中国这个尚在各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还是一件占便宜的事。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导向还是英语优先。
而这恰恰是关键所在。我认为,凡社会导向优先的某种趋势,就不必再由政府导向为之倾斜,用大白话说,好事儿不能让你一人占完喽。前些年上海市教育部门在学生推荐歌曲里放进了周杰伦的《蜗牛》,我就表示反对,倒不是说这首歌不好,而是周杰伦那么流行,用不着教育部门再推荐。有朝一日学生哥统不知道周董是谁了,教育部门又确实觉得他的歌是华语经典,再向学生推荐不迟。
政府强制教育标准放宽对英语水平的要求,实质意义是提供更多的教育自由选择。大多数在中国的职业用不着英语;用得着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去学;二十多年的正规英语学下来也不咋管用——只要你不装外宾,这三项前提就应当承认。否则新东方哪能那么火,还能整出部《中国合伙人》来纾解“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的焦虑?
英语工具化,英语可选学,这是主流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说起跟国际接轨,就大谈学英语,去法国德国,去英国之外的欧洲转转,发现学英语的风气也不那么盛嘛,难道他们不需要跟国际接轨?英语本身确实只是语言工具,但在中国也确实被符号化了。什么时候中学的小子丫头们,乱哄哄的各择己好,学英语的学法语的学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日本语的,谁也不觉得别人多小众多另类,每个人都是因为喜欢一种异文化,或有志于将来的事业与该文化有关,才自觉自动地去学习这门外语,那该是多么喜大普奔的事。
说到这儿最好打住,不要把“英语降”与“国学升”绑一块儿说。不管学不学英语,学好自己的母语及其文化,都是每个未来公民的责任。这方面政府导向可以倾斜,但也不必悬的过高,管束过多,有人说高考语文分涨到180分,是不是考试时间也延长至180分钟?我觉得这联想太奇葩了,这些人应该好好学习一下陈寅恪,看看他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怎样通过一道对对子的考题,就能测出考清华学生的国文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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