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就是一个套

避孕套改称“安全套”不是仅仅为了避忌，它代表着这样物事主要功能的泛化。在国际防艾滋病日的一系列活动中，主要的一项是向人群派发安全套。据说，许多居民保留了附赠的小礼品，而扔掉了安全套。在北京大学，宣传人员被告知可以进行宣传，但不能派发安全套。北大学生处一位负责人说，向学生派发安全套有鼓励的意向，“现在学生了解信息的渠道很多，如果需要，他们可以通过别的渠道获得”。

这条新闻让我亦喜亦忧。喜的是，教育当局终于认识到学生有可能“需要”安全套，同时也暗示，校园内的性活动已不再像以前需要讳言；忧的是，学校仍然认为向学生派发安全套是一种“鼓励”，不要这个安全套，会更安全。

很多年前，中国大学校规中规定“禁止学生谈恋爱”，经过许久的进化，这条规定改成了“不提倡谈恋爱”。现在似乎又退了一步，可以谈恋爱，但不能在公共场所亲热，当然也不应该在路边领安全套。

很多年前，我们就听说，美国不少母亲，会在读中学的女儿书包里放上一两个安全套。在中国古代，不少母亲会将绣着春宫图的鞋子放进女儿的嫁妆箱中，作为小夫妻性生活的教科书。这两条信息可玩味之处，在于都是“母亲”给“女儿”做准备。这说明不管在哪个社会，女性更容易因意外的性行为受到困扰和伤害。可是直到现在，我没听说哪个中国母亲用这种方式表示对女儿的爱，而且，当防艾宣传人员将安全套送到女大学生手里，她们“羞得抬不起头来”。这幅画面一定让很多卫道人士龙颜大悦，可是又有新闻说，很多女生从高中起就有着堕胎经验，女生间还流传着“人流减肥”的骇人方法。而前不久在长沙举行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展”上，参观者大都是中老年男性。

如果我是新浪网的编辑，我一定不会做“你认为《十面埋伏》是不是一部好电影”那么愚蠢的调查，我会向全国人民，尤其是女性公民提一个比较尖刻的问题：

“如果你发现一名未婚男性的钱包里随时放有安全套，你会认为：

A、他是个好色之徒；

B、他是个注意安全、懂得体贴的人；

C、他是个防艾宣传人员。”

事实上，我们闭着眼睛已经很久了。我们不承认16~20岁是生理需求最旺盛的年龄，我们不承认一个年满18岁的公民有选择做还是不做的权利，我们也不承认一个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年公民有辨别是非的行为能力。只要收到一个免费的安全套，他们就认为学校和社会在鼓励性行为？这样看来，到底是谁，像契诃夫笔下的中学教员，让自己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现实的套子中？

我想说的是：禁忌和压抑会产生更大的欲望，就像穿上衣服的胴体对异性有着更大的诱惑。我听说过一对香港的知识分子，把色情杂志摆放在家中显眼之处，他们的一对儿女对此习以为常，并没有就变成少年犯。鲁迅和许广平，在儿子小时候就经常裸体在家中走动，让儿子从小接受“人体并不丑恶，也不神秘”的观念。——我认为这是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最值得关注的细节之一，可是当代知识分子们都一窝蜂地跑去讨论“如果鲁迅活到解放后会不会进大牢”的问题。

刚刚去世的黄霑曾在一次访谈中说，他认为可以做的，就可以说出来、写出来。黄霑生前被称为“不文霑”，看来“文”，就是“做得说不得”。很多很多中国人，内心最大的恐惧，是中国社会变成一个不道德的社会。而“做得说不得”，就是他们保护这个社会道德安全的一个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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