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八日晚在单向街书店听江勇振教授谈他写的胡适传。看《日正当中》里也引了陶希圣的这段话，遂当场读出来跟在场听众分享。

近代以降以洋为尊，乃至于江教授所谓殖民心态的养成，原因很复杂。我总觉得1940年代，中国在学术上已经建立了些微自信，制度建设、学术方法也渐入正轨，对国外的了解日益全面，已经具备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资格。可惜好景不常。50、60年代大陆当然更自信，但这种非开放的自信，只能导致自卑的轮回。

2005年就此段写过一篇小文，翻出来给大家看看。

毕业赠言

陶希圣，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总主笔，蒋介石的“文胆”之一。

这样介绍陶先生，意在说明他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近读他的自传《潮流与点滴》，觉得他早年找工作的经历颇有意思，写出来大家看着玩儿。

陶希圣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到安徽法政专门学校当了一年教员。1923年到上海，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小编辑。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设百科辞典编译部，是国内最大的编译机关，人员总数超过300人。每个人的薪资都是所领导直接发给，互不相知。陶希圣待了一段时间，才摸清楚其中的不同。

像他自己这样，北京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月薪80元，用的是三尺长、一尺半宽的小桌子，坐一条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分注到若干个小磁盂中，一人一磁盂。

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120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月薪可到150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一把。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五格的木架子。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达200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那就是各部主任，待遇顶了天，月薪250元，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硬凳子，给访客坐。

陶希圣说，他进编译所半年内，编了六本书，并校阅英文日文译稿多部。连所长王云五都承认，他的工作，比欧美留学生周鲠生等人做得多，做得好。陶于是想：“周鲠生比我差，为什么他的月薪二百元，坐大桌子藤椅？”

那时陶希圣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孩住在上海，每月薪水80元，却有一半拿去买书，另一半用来支付房租水电柴米油盐。陶太太后来练成了穷家绝技，用一根柴可以烧熟一顿饭菜。

陶太太有一次抱怨，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不该买那么多书。陶希圣答道：“我总不能在商务印书馆过一辈子。我要图上进。”陶太太再不说一句埋怨的话。

北伐军起，陶希圣跑到武汉参加革命。1930年，陶再度回到商务印书馆，这次阔了，担任的是总经理的中文秘书，待遇大变，“我坐的椅子是四面转的。桌子可大了，长到六尺，宽到四尺，满桌的大玻璃板，右手边还有两架电话机。上下班且不用打卡”。

我抄这个故事，因为毕业在即。前几个月找工作时，像我一样的土鳖，因用人单位的偏见，被海龟们屡屡抢先的，怕也不在少数。可是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如陶希圣在文末感慨道：“从千百人里超拔的有数的国内学生，论学问，论见识，不比留学生差。中国是个农业国，若是做学问的人，不知学问的艰难和人生的甘苦，也很难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

这个“桌子的故事”，权当励志的赠言，与全国的土鳖兄弟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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