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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邻廿六(4)中国是一条线,日本是根柱子

日本,它最早的西化的结果,它的公检法,它的警察、它的消防,包括残疾人教育、监狱等等,在每一次机遇中都被一次次夯实。中国是一条直线,但对日本来说,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铁饼,后来成为一个大柱子,一次次被夯实。
第26期阅读邻居
主题:师敌
书目:《扶桑十旬记》

读邻廿六(4)中国是一条线,日本是根柱子

(4)中国是一条线,日本是根柱子

@北京刘柠:我补充一下吴真老师的这一番幻灯的介绍。吴真老师刚才提到在劝业博览会之前,日本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是两次,巴黎的万国博览会,尤其是第一次日本设了日本馆,倾其国力,在门口设有茶室,展示茶道文化,穿着和服的美女作为招待小姐,宾客都是当时西方的王公大臣和新兴资产阶级。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时候,第一次日本馆就非常轰动,那时候日本开始重新确认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尤其是对于浮世绘,原来对印象主义发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等于是印象主义的一个远祖,所以日本人那种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通过这两次对于西方文明的深度介入之后,日本完成了自我推销,软实力辐射,所以西方基本上接纳日本。因为明治维新之后,列强加诸于日本的各种不平等的待遇跟中国一样,日本真正挣脱它是在自由民权运动以及日俄战争之后,彻底挣脱西方加诸他们身上的不平等待遇,开始跻身列强,全部都平等了。但是日俄战争的时候发生很多日军对白人非常残虐的行为,所以西方有一种人种歧视,很多西方媒体放大了日本人对西方战俘的残虐行径,有一种“日本性恶论”等等,这样的舆论也开始做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武士道》的那个人新渡户稻造,新渡户稻造的头像,好象就印在五千日币的上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劝业博览会成功,日本第一次独立举办,相当于上海世博似的,从文化自信心上已经完全没问题了,我们已经脱亚入欧,新渡户稻造从理论上诠释了日本独特的文明,可以说极大的冲淡了当时一战前的日本人性恶论。

劝业博览会之所以非常重要,上野公园是日本最早的国家公园,好像那里面有11个博物馆,国立博物馆、西洋博物馆、近代西洋美术馆等等,还有东京最早的相当于北京的央美似的,叫做东京美术学校,是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也在那里面。博物馆Museum也是从日文译到中国来,中国无论博物馆、美术馆都是对Museum的一个翻译。这一系列的博物馆都是那个时期建成开放的,对于日本的近代文明的普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真正让普通的,至少是中产阶级,意识到什么是精英文化,什么是高大上的西方文化等等。早年在竹久梦二的手记中,他刚刚来东京打拼,非常苦逼的,也是从乡下过来的,还去参观劝业厂,坐过那个观览车,过了一把瘾。

@讷言敏行的猪:这个博览会西洋人去的多不多?

@北京刘柠:也很多。但是它最主要的是完成自己民族自信心的确认,加入列强,成为列强的一员,可能是小弟弟,但是这个主要是在前两次的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次主要观众应该是日本人,一方面文化普及,同时也有娱乐,日本对于博物馆形式多样,他们非常重视博物馆事业。比如说东海村,东海村是日本第一个核能电站的机组,已经废机了,那个地方变成核博物馆,小孩都可以去,核发电是怎么回事等等。都是这样的,日本博物馆太多了,所以跟它的这样一种文化科技的昌明,博物馆作为国家事业真正的倾国立推进有很大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早期文化立国这是国策。

@杨早:大家还要注意到一个背景,比如1907年的时候搞劝业博物馆,它刚刚打完日俄战争,我们都知道日俄战争它是惨胜,换句话说把甲午弄来的钱用的已经差不多了,这时候搞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政绩行为,可以视为政绩工程,而且票价很低,就是要激发国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这个指向非常明显。所以杨芾说中国当仿行之,也有他的感触在里面。考虑到这个背景的话,你就知道它不是国富民强以后搞的展现。

@北京刘柠:刚才大家发现中有两点我回应一下。刚才邱小石认为百年前恰好是日本大正年代,大正年代正好是日本最浪漫的年代,有“大正浪漫”之称,最西化的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列强的一员,从早年的战战兢兢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被确认为是当然的列强的一员,虚荣心也得到极大满足,那时候日本心态还是非常开放的。

我先说第二个问题,刚才黄永说那样一个国家,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后来有中日战争的这样一种暗黑的结果。我自己的新书《中日之间》里有篇长文,叫做《从大正民主到法西斯时代》,我对这个问题做了个人的一番解读和诠释,我认为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必然因素,比如说明治年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等等,宪法上有一些程序错误,比如说天皇统帅权的问题等等,陆军省、海军省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等等,这是宪法程序问题,这种程序错误迟早会成为一个巨大的bug,一个两个bug会形成巨大的bug,会导致死机,这是一个必然的东西。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因素具备,日本法西斯化必至。首先是经济萧条,包括日本在内,东亚都是那样的,1929年美国大萧条,但是对日本来说之前两年已经进入萧条,而且1923年关东大地震,1923年以后发生了米荒,1927年前后日本的横滨银行、正金银行发生挤兑事件,金融等已经非常危机了,而且这种经济危机之后持续萧条,又赶上1929年全球经济大恐慌之后,一个持续的经济萧条,而且是不可逆的,这是一个主要原因。经济长期萧条之下,各种社会问题频发,各阶层矛盾开始激化,这是必然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国际关系开始恶化,不仅仅是对中国,关键是与英美为敌,开始反西方,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大的转向,明治维新以后就是西化运动,你要脱亚入欧,又有大正浪漫、大正民主主义等等,这都是西化指向的东西,突然就对普世价值的抵制等等,他们认为也有美国的压迫。

@杨早:他有一种主体性的焦虑,在战争以后,他会把这个东西解读成整个亚洲的发展史就是黄种人联合起来对抗白种人压迫的历史。

@啤酒黄永:我爷爷的哥哥黄胜白,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叫黄胜白。但是那时候日本人到我们家去,我忘了具体原因,反正是让他干嘛,然后他拒绝,拒绝以后日本人就要怎么着他,然后拿出名片给日本人看,日本人看完这个名字马上走了,意思你是我们这边的。

@北京刘柠:除了那两个原因之外,第三个原因,我认为是一个社会基础。因为明治维新已降将近半个世纪,一直到昭和前期,这个过程虽然是西化运动,但是国家主义指向非常明显,包括它的大陆政策等等都是这样的赤裸裸的国家主义。所以在两代人,二十年是一代的话,两代人受国家主义洗脑的两代精英长大成人,充斥在党政军特各个部门,为他的这样一种国家主义物化提供了非常牢固的社会基础。我认为这三点具备,日本法西斯化是必至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代法西斯化并没有后来战后的民主主义证明自己是牛逼的,民主主义也没有证明它比德国更好,而且那时候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选项,包括中国的“青年社”等等,这些都是。

@啤酒黄永:所以当时的人民也没有道理说不选这个选另外一个。

@杨早:国家社会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效率提起来,而在灭亡危机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这个选择是很正常的。

@北京刘柠:从日本的法西斯化来看,我为中国当下的状况确实感到忧虑。因为日本大正年间,那是非常西化的年代,而且明治宪法已经开始立宪实施了,日本理论上是一个立宪国家,而且有稳定的两党制,议会、政府都有,只不过宪法中有一些程序错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义太厉害了。

@半价优惠:有一个问题,当时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法律程序的大BUG的存在?

@北京刘柠:当时是有的,当时东大那个法学者,《天皇机关说》的始作俑者,东大的那个法学者,他发现这样一个程序错误,但是这种东西都被压制了,在当时完全是非常弱小的声音,完全被忽视了,这是一个悲剧。

刚才邱先生那个话我再回应一下,邱先生认为回过头来看百年戈壁日本是两条平均线,我认为戈壁是一条平行线,日本是一个原点,一点一点被夯实的结果,它走的是一个直线。回过头来看他们关注的这些东西,我可以说一个大致的时间轴,四拨中国精英层对日本的考察,这一拨,所谓任达意义上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日本已经有25000名中国留学生,而且那时候中国留学生都是达官显宦的子女,跟今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杨早:1907年不完全,从费用上来看去日本留学不是那么贵,比较便宜。去日本的船票加起来,从长沙出发来说,还不比去西安贵,在这种情况下去日本留学,它又有速成学校,所以变成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倒是充斥了大量的失学者,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1905年科举废除了,所以实际上他是在寻找一个出路,就像现在的高考弃考差不多。

@北京刘柠:第二拨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狼狈的逃到日本,茅盾带着情人过去,郭沫若第二次过去,成为历史学家回来。1937年全民抗战之后回国抗战,或者在那也成为非常小众的存在。台湾的就不算了,改革开放之后八十年代,邓公1978年签《中日和平条约》换文的时候,到日本去访问,邓公参观了日本的新日铁,坐了新干线等等,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问邓公您感受怎么样,邓说非常快,好象有人在推着我们跑,中国需要推,中国需要风等等,做了一番对于日本财界、日本主流社会非常积极的表态。回来就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成为事实上的第二代领导人,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所以说邓公的脑子里,日本的这种现代化肯定对邓公来说是现代化的模本,而且对那个时代的精英层也都是。那个时代大量的人过去,包括我父亲最早也是那个时代,我还记得小时候给我们转述的那样一种激动的心情。

我觉得现在,从过去这五年一直到未来的几年,这是第四拨。其实这四拨关注的问题,除了有一些时代的差别,比如当时日本没有IT业,可能当时没有关注到,但无论是它的制度文明还是到它的文化,其实该关注的都关注到了。而且这些人,杨早兄的先人,他们这样的一种视角,对文化的那样一种关注,包括这种表述,我觉得都非常好。而且这种东西还有一大批,很多,我在日本的东洋文库中看到类似这种东西,很多也没有翻译过来,还有当时的一些笔谈,日本都记录下来出成书了。

那一代精英关注的这种视角,包括他的深入,其实后人往往所不及的。比如最近有些学者在参观了日本国会后写的日本议会的观察,其实非常肤浅。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人受制于他个人的视角或者种种的制约,文化制约等等,他的这样一种关注深度来说未必比我们祖先更深入。对于日本来说,他是一次一次的夯实,它最早的西化的结果,它的公检法,它的警察、它的消防,包括残疾人教育、监狱等等。之后仍然是这些领域,但是在每一次机遇中都被一次次夯实。我们随便看日本的一个小学校,它都有百年校史的陈列,历次的校长,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甚至比那个时期更早。中国是一条直线,但对日本来说,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铁饼,后来成为一个大柱子,一次次被夯实。

今天精英依然在成批的东渡,或者到欧盟国家,到美国,其实都一样,试图引进西方的文明。问题是今天的精英已经把这种制度文明几乎排除在外,当时制度文明是考量对象之一,今天彻底已经排除在外,今天完全是器物层面或者技术层面的一些考量,所以出发点就是有问题的,是更局限的,所以你很难期待他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回首百年,我认为确实中国非常的悲剧,远的不说,就我说的这四拨,就没有一次能坐实的。当然有李泽厚说的所谓的双重变奏问题,启蒙的主题被救亡打乱等等有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日本的侵略等等,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问题,这个国家的文化,接收外来的或者移植外来文明的心态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个人这些年觉得这个国家,为什么先进的东西始终进不来?进来始终无法落地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刚才谈到日本的小学校那么好,幼儿园那么好,他们百年前就知道,八十年代那些精英,国家纪委出去的、国家科委出去的,他通通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到今天依然还有汶川学校那样的问题。而且现在新建的学校,某一个县的中心广场是什么样的建筑,向隅而泣的学校的建筑什么样,完全没法比。所以我觉得已经不是从西方或者从日本能够看到什么的问题,而是说看到什么,或者说视而不见,或者说为什么无法移植,为什么无法落地,是这样一个问题。

最后一点,也包括杨芾老先生,也包括后来的那三种,我认为心态上有一种天朝文化上位的余绪在里面。谁写的我忘记了,他认为日人的文明引进来自西洋,这是一个。第二,另外的作者看到东京的街头(137页),他说“男女皆勤于工作,唯女子往往袒胸,男子往往上下无衣,股迹略都白布,殊不雅观。”我觉得这些老先生们以一种戈壁的文化本位主义来关照异域文化的一种心态。日本的这种,像大相扑似的,男人穿着兜裆裤,我觉得这是日本的一种文化。另外日本人袒露身体或者对性的问题上,日本人在这上面是不同于中国的,一方面也有气候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夏季溽热漫长,他的身体观跟中国完全不一样。那位老先生建议今后国人应该到哪留学的问题,还是说干脆在国内,他说日人也无非是引进西洋的。但实际上日人引进西洋,日人从来是有选择的,西方的这种器物文明跟大和魂等等融合在一起的,否则也无法生根的。

所以在这点上也能看出百年前那代精英,依然抱有天朝的文化上位的余绪,虽然那时候国力已经很不堪了,输了日清战争,但是他们依然活在那样一种余绪当中,这是一个事实了。

当然这一代人,所谓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人,他们心态上真是非常开放,而且“三观”很正,没有那种战败国的奇耻大辱。我个人推想,如果没有1937年以后的那一幕,中国对日人的那样一种恨会不会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我觉得是可以打问号的。

@杨早:或者日本人能够止于东北不再内侵的话情况又不一样。

@啤酒黄永:这种仇恨感跟49年以后共产党的教育有直接关系,以色列都没有这么教育犹太人,以色列没有一天到晚拍反纳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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