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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定的题目叫“师敌”?这个“敌”是被人勾画出来的,这个“敌”并不是确实的敌。中国式的强化教育,最后变成单一的符号化,反正你恨日本就对了。

第26期阅读邻居

主题:师敌

书目:《扶桑十旬记》

时间:2014年6月14日14:00

地点:读易洞

读邻廿六(5)让你恨日本,让你藐视日本

(5)让你恨日本,让你藐视日本

@杨早

时间有点过了,我再说几句。我也不是作者,我跟大家一样是读者,只不过比大家早点看到,然后把它整理出来而已。

我的一个基本想法是,现在讨论中日关系的书特别多,研究中日关系的书也不少,但是更多的是从比较宏观的方式探讨中日关系。

但讨论中日关系的前提是说,你首先要知日。你知都不知道,讨论中日关系,那不就是缘木求鱼嘛。

当年我们输了三次,从甲午到庚子,再到日俄,这三次大家都意识到日本的危险性和先进性同时存在,然后黄金十年就有很多人东渡,当然有很多人是混的,但也有很多人去看人家到底怎么样的,这方面清政府是鼓励的,日本政府也是开放的,所以那时候好就好在这个地方。但是相反的,前两年很明显,中日一旦起了什么冲突,钓鱼岛也好,什么也好,关于日本的书全部在书店下架,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要跟你打架了,你的信息我封锁。这个思路非常奇怪,我就在想他管这个干什么?如果真的开战的话,你更需要知道敌人的信息。

那么多人在央视上猛讲中日必有一战、中越必有一战,中美必有一战,然后分析说谁打赢,其实这个东西意义不大,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你需要了解的东西,你在这奢谈国战,它是会吸引很多人的眼光和思路,但更重要的是到底你了解对方多少,敌我之间的差异有哪些。

大家说起来,好像都喜欢把《扶桑十旬记》里这四种日记放在一起讨论,但是分开来看,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立场、每个人的见闻、每个人的阅历不一样,他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你就看最后的张维兰,他就是一个秀才,他就是赶上了出日潮,袁世凯那边愿意出资把你放出去,这跟现在县里面一个局长,你去游览欧美、游览日本,你能看到什么东西,是一样的。像王景禧这种是比较高层的文化官员,但是王景禧的问题是他太高层,他1890年就是翰林院编修,他的文化本位是很牢固的,他是一个北方的大儒,他的这个思想立场完全不一样。许炳榛是广东人,经商出身,商业文化的代表,所以他对实业、对矿物特别在乎,他对那种制作流程特别在意,出口什么,商业是怎么运作的,他对经商实业特别在意。

说到杨芾,杨芾在1900年的时候差点因为义和团事变死掉,因为他是劝谏朝廷,认为应该制止义和团的,结果差点被杀头。已经杀了五大臣,许景澄袁昶他们,下一拨就轮到杨芾他们了,只是因为时间凑巧没有杀他。说白了,杨芾是一个朝廷政策的反对党,因为你反对义和团是反对朝廷。朝廷用义和团,不是不知道义和团傻,不是不知道他们混账,是朝廷已经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动用,他是最后一搏。因为没有任何资源了,南方那帮总督也失控了,我也没有军队,我怎么再跟国外去抗一下,就只能靠民众,历朝历代到了最后的时候都喜欢干这事。所以那时候反对义和团就是反对朝廷政策。

我做过这个研究,在1900年以后中国重新搞新政,所谓的黄金十年之中,中国知识分子怎么看日本。那个时候的心态非常奇怪,因为任何人把持舆论以后都会做出对自己有益的选择。比如他们在文言报纸和白话报纸当中怎么区别对待日俄战争的报道。文言报道里面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很强烈,他们也在那痛斥日本在东北制造的各种惨剧、各种对中国不利的或者对中国有损害的行径,他们一开始非常挺日本,因为日本打的旗号是我要帮清国夺回东北。但是随着这个进程的发展,他们觉得日本也没安好心,所以大量文言报纸对日本采取批判态度。

但是与此同时,在所谓给底层人民看的白话报纸上,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他们是那么的为日本辩护,因为他们要求给民众一个概念,日本代表什么?日本代表立宪,日本代表黄种,日俄战争是黄种立宪国打败了一个白种的专制国,而且慈禧他们也就是看白话,他们也看不懂文言,所以对满洲贵族,白话文才是进言的途径,就像现在喜欢写点书来影响中央的一些人一个道理,在这里面他把日本说的好的不得了,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1904年日本出现一个日比谷骚乱,因为日本在日俄战争里面拖的太凶,对国内经济方面产生巨大冲击,大家在日比谷公园集会,要求重新思考对俄战争问题,但是后来被警察驱散,死伤不少人。按道理这是负面新闻,但是在中国白话报纸,比如《京话日报》的报道当中,他处理成日本人聚会提出诉求,但只要天皇一出面,警察一维持秩序,大家就和平的散去了,这说明君主立宪之后,君王的权力并没有受到本质的损害。因为这是针对清廷最关心的问题:一旦立宪我们的权力是不是没了?没事没事,你看日本人还是那么忠心爱国,你就算立宪也没事。包括日本人在东北推行卫生政策,你不搞卫生就杀头,这种东西到媒体上也变成这是日本人文明的象征,我们应该听他的话,人家是对你好。他整个是单向的灌输,

你会发现任何人掌控媒体以后,不管是在野还是在朝的,你都会把这个东西往自己需要的方面推。

你看《扶桑十旬记》,你会知道他的理想读者并不是中国大众,因为是职务行为,全部都是针对上位者

,比如杨芾是被端方派去的,许炳榛是魏光焘派去的,都是两江总督,其他两位是直隶总督袁世凯派去的,换句话说你回来写东西是要给这些执政者起作用的。许炳榛那篇特别明显,前面是记事,后面专门写论,我们应该怎么改革,其中就提到警察、消防,这是他觉得南方最麻烦的事情,需要尽快提上日程的。杨芾特别注重教育和法制。这是他们对当时中国问题的思考,是密切相关的。包括对名目的记载,后面有一段讲尺度,中国有那么多尺度,统一不统一带来的问题,我觉得在之前他是有做功课的,到日本这一百天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见闻,把它变成一个对上的冲击力。

在那段时间,中国人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不老想着恨日本,我们可以放开心态,而且会关注到特别细节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学西洋,一开始不学,后来学洋务运动,学船坚炮利,觉得技术拿来就可以,但事实上技术配套的制度,学习一直很弱。能够放开心学西方制度就是从1900年之后到1914年,大概就这么一段时间,一战以后这个东西就断掉了。

@北京刘柠:而且也是过度的受制于体用论。

@杨早:我觉得体用论更像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心里明白的,比如在立宪情况下,尊重你这个皇位的情况下,我下面都在改。包括咨议局,你看清末最后三年咨议局的活动,完全跟光荣革命以后英国那个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大家心里很明白,我顶着大清的头衔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到了1914年以后,经历早期民主议会失败以后,这个东西就很变样了。中国学西方为什么失败,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我想到一点,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它真的是完全没有把自己的主体性亮出来,我脱亚入欧,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日本人这个认真精神,鲁迅说过一段话,说日本的认真精神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学习的。至少那四十年,你是什么样子我就是什么样子,完全学习,我穿燕尾服等等,一丝一毫的照搬,完全放弃自己所有的主体意识,他后来才展现主体意识。中国没有这个过程,中国主体意识很快起来,很快讨论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中国,中国的国情问题,当然也有西方压迫的问题,但是这个思潮一起来以后就变成了,我们就开始讲说,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宁愿大陆不长草,也要收服钓鱼岛”,你就可以看出这种情绪化反应和政治正确的历程。刚才刘柠兄说为什么我们总是出问题,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前提,老想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觉得你什么都学不过来,你学到的就是表皮,比如学人家穿戴,学人家电气化。我们现在没有超过洋务运动,基本就是技术,你没有什么我们拿过来山寨一下,但是制度层面的东西始终不肯学,因为对既得利益构成巨大的损害。

所以从这点来说,我特别追慕一百年前黄金十年那段时间,那段时间政府非常弱,庚子事变耗尽所有的资源,之后慈禧几乎恢复了戊戌的所有措施,甚至比它还要激进。清廷那时候很能听进话的,到1908年以后出现另外问题,就是满洲贵族的民族主义出来了,首先我们要区分是不是满人的问题,你是汉人肯定不会为我们着想,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又变成另外的问题,从内部矛盾变成阶级矛盾,阶级矛盾一起来先来谈敌我,你说为什么我们要搞抗日教育,他一直要树立敌我意识,我们背后怎么玩儿,中日怎么沟通、怎么友好你不要管,但是我们前台,大家觉得我们最幸福和有一个敌人在旁边,为什么今天定的题目叫“师敌”?这个“敌”是被人勾画出来的,这个“敌”并不是确实的敌。你去问日本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你跟他们聊这个事情,他们反而对历史相对无知,不知道中日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中国学生都会认为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中国式的强化教育,最后变成单一的符号化,反正你恨日本就对了。第一,历史教育让你恨日本;第二,抗日神剧让你藐视日本。既让你恨,又让你藐视日本,这个最后结果就是义和团:第一义和团恨洋教,第二大师兄跟他说我们有神附体,所以我们不怕他们的洋枪。我就是又恨你又藐视你,你让我打仗,我就上去呗,我要收复钓鱼岛。所以我看2012年砸车事件,心里拔凉拔凉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么多年大家真没什么进步。九年义务制教育搞了那么久,国民素质还是够呛。

读邻廿六(5)让你恨日本,让你藐视日本 杨芾致两江总督端方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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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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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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