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在他者对你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形象化的过程当中，当西方不断把你称之为龙的时候，你自己慢慢就接受了。龙的崇拜本身就象喻着对权力的崇拜。龙在中国内部、外部，它的认可度和传播度统计起来，能够充分说明中国人在中西之间那种纠结的艰难的心态。

阅读邻居第27期

主题：尴尬的龙

书目：《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

时间：2014年8月30日14：00

地点：读易洞

参与者：@杨早 @绿茶 @邱小石 @施爱东1 @上海黄佶_2 @蒜蒜 @半价优惠 @沉醉寒冬 @淑婵想 @曹霞 @卫纯swordway @讷言敏行的猪 彭渝喻 李扬

（4）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龙的传人”

杨早：

首先说说这个龙，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正好经历了龙在中国的一个全面回潮和建构的过程。最早像侯德健《龙的传人》流行以后，你从小接受的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东西，比如小学教唱《龙的传人》，我们就觉得“龙的传人”是一个天然的，固有的知识，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是这种提法基于什么样的触因，国际政治的触因，也不知道它做了一个怎样的整合。我同意黄老师说的：为什么这首歌出来以后能够获得那样一个流行度和认可度，首先它面对的是台湾退出联合国，台湾提出“宠辱不惊，庄敬自强”的事实，但是在大陆的传播当中，它完全被挪用过来了——正好作者侯德健又回到大陆了嘛——所以挪用过来变成对全球华人的召唤，它和“炎黄子孙”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炎黄子孙”与“龙的传人”都是同一种大叙事，但这个大叙事是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好多年以后一个ABC歌手王力宏会翻唱《龙的传人》，这象征着这首歌对海外华人的召唤作用。

施爱东在书里没有做这样的勾连，但我自己做勾连分析，这首歌出来会那么快流行、受认可，并且被官方用来召唤民族凝聚力，跟往前推，抗战时期中国学者把“龙图腾”提出作为民族共同象征符号的努力，由此产生的文化心理残余有关。再往前推，跟整个近代，西方把龙一直作为中国的代表，丑化也好，攻击也好，怎么样描述都好，但是在他者对你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形象化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也接受了。刚才邱小石说的，是别人把你画成驴和象，而你自己也会接受。换句话说，当西方不断把你称之为龙的时候，你自己慢慢就接受了。施爱东在书里谈到，海外华人还在使用龙旗，使用春节的符号，实际上已经将龙的符号内化了。

而且龙的崇拜本身就象喻着对权力的崇拜。书里有一条材料很有意思，说以前在皇权统治下，老百姓不敢用龙的东西，但是他们在死了以后，会在自己的葬服里塞进一套龙袍，希望自己跟龙有关系。再比如民间办喜事用的龙凤烛、龙凤被，它会借助喜事建立与龙的关系。龙这个符号在古代很有意思，单独出来是犯忌的，但是一旦跟别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可以，龙凤，龙虎，你有五个儿子，分别叫龙虎熊豹彪，可以这样使用。

第二次对龙的认识有一个反转，或者说有一个颠覆，是1988年《河殇》那部电视政论片的推出，里面找了好几个学者谈龙，基本是对龙否定性的描述：龙是凶恶的生物，我们民族居然用这么凶恶的生物作为我们的图腾，这说明我们的民族多么落后和野蛮。那个叙事当时也是哗一下就传播开了，大家觉得龙代表黄土文明，在海洋文明搏斗当中它必然会输。我们们现在回头看，如果把这些话画出来就是西方近代漫画的一个中国版，就是一条奄奄一息老态龙钟的龙怎么样被西方来的勇士打倒、征服和改变的一个过程。其实你把《河殇》改为《龙殇》也可以，黄河本身就是龙形象的一个源头。所以在这个政论片里，龙的符号又被放大，那个时候观众都看得很振奋，包括我们年纪虽小，也感到很振奋，觉得是啊，我们应该拥抱蔚蓝色，我们应该抛弃封闭的、保守的黄土文明，去拥抱整个海洋。

在这样一种叙事当中，龙的形象被再次颠覆。龙在中国内部、外部，它的认可度和传播度统计起来，能够充分说明中国人在中西之间那种纠结的艰难的心态。为什么我对淑婵说：你不了解龙和龙的发明，你就没办法理解中国，这还不仅仅类似镰刀斧头和中共的关系，而在于这样一个符号的挪用，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变化。就好像近代社会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称呼，从“共匪”到“共党”，到“我党”，现在又变成“中共”，这种称呼的变化，是文化心理的变化，它彰显出的是民族形象塑造，民族自我认同，在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会留下痕迹。

我想说，将来你会有很多机会出国旅行，你可能有机会在国外定居，你还可能会交到外国男朋友，当你和别人讨论到龙的时候，你是愿意当一个连孔子都不知道的人，还是愿意知道中国龙是怎么被发明的？这本书可以给你提供很好的知识储备。

大家都知道，前几天《经济学人》杂志，它有一篇文章被澎湃新闻做了截译，引起了一点风波。我关注的是它封面，就是“中国想要什么”，用了龙的封面。在我的印象中，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西方杂志说到中国形象，很少再使用龙符号，包括1978年《时代周刊》第一次把邓小平评为风云人物，包括后来的SARS，用的中国符号一般是五星红旗，没有用龙。开始重新使用龙符号，是在中国所谓大国崛起，中国的经济形象膨胀以后，龙又回来了——不光是龙，大家记得去年《经济学人》也有一期封面，是把习近平的头像换到乾隆皇帝的头上。换句话说，帝国形象在回归。一看到龙，大家都明白，龙跟前现代的中国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它又突然变成西方用来对中国进行描述的一个常见符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半价优惠：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对于中国崛起的恐惧和担忧？

杨早：当然，但这种恐惧和担忧，与从对红色中国的恐惧和担忧又不一样，你发现这个很有意思，似乎西方开始重新试图把中西关系又纳入到以前的这个谱系当中去。

黄佶：你刚才那段话说明了我这本书的价值很重要。根据我收到的资料，1949年的时候，红军就被画成dragon，一直五几年，六几年，七几年，到六四，一直到90年，始终都有西方漫画把中国画成龙的，比如六四的一条龙，我现在书不敢用，我只写1980年代的后期，它就是一条龙，在自己咬自己的尾巴，是在舞龙，上面是布，里面都是人，咬的地方是一滩血，就是龙自己在吃自己。包括毛泽东时代中国和苏联的论战，也是画成熊跟龙在辩论，在相互咆哮，但是被铁链子拉住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扑到对方身上，旁边很多人看笑话。西方世界，还有一条dragon是两个头，两个头头上都写着“毛”，O这个字母就画成嘴巴，意思是毛泽东跟毛泽东，共产党内部在斗争。这类漫画都有。

杨早：我们自己也这么说，九十年代师哲有一本写回忆录写毛泽东建国后和斯大林交往的，题目叫《龙熊蜜月》。所以说，爱书这本书对龙形象梳理的意义，对我来说不言自明，被淑婵质问以后，我大概想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具体回到这本书，施爱东的出发点和重心都是放到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近代中国，不管是对拿破仑睡狮说的讨论，还是剪辫的论述，都是以近代为重点。坦白说，我觉得前面对古代龙政治的梳理有一点绝对化，即使在皇家龙的体系里面，其实龙也是很复杂的（刚才也有人提这个问题），很矛盾，有的时候龙显得并不那么高大，比如像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说龙在皇家眼中，只是天畜，只是沟通的工具，我觉得在这么复杂的历史里面，这段话说得太绝对了一点，施爱东一会儿可以反驳我。

还有一点我看的时候不是特别满意的是，在陈述甲午之前中日关系的时候，你主要用张承志《敬重与惜别》那本书，说丁汝昌带着舰队在日本怎么样。那件事应该有别的更原始的材料，包括当时日本的新闻报道之类。

这个书肯定是今年的一本好书，这个不用说。就我自己的研究，我特别关注剪辫前后的风波。在这个时段，报刊上充斥着大量莫名其妙的关于留辫与剪辫的故事，辫子跟龙本身又构成了一个对应关系，就像绿茶说的，它们都是软体，都是那种飘扬的东西。我觉得近代西方媒体使用中国元素时，就是把龙跟辫子作了一个内涵上的勾连。1912年，中华民国就是面临怎么清除从内到外的中国人固有的印象，从辫子到龙，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1912年讨论国旗、国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提议用龙，完全要把龙跟辫子一样抛弃，以与清朝的形象彻底斩断，这个时段龙就变成了一个象征封建，甚至只象征满清的概念。这一百年，中国人对龙的看法，中间起伏跌荡还很复杂，还有很多可以言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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