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如果你真的做学术论文，必须要遵守这些应有的规范，现实中大量不规范的存在，不能说明规范的不合理，而恰恰说明规范是合理的，因为不规范的东西很多是无效劳动。

阅读邻居第27期

主题：尴尬的龙

书目：《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

时间：2014年8月30日14：00

地点：读易洞

参与者：@杨早 @绿茶 @邱小石 @施爱东1 @上海黄佶_2 @蒜蒜 @半价优惠 @沉醉寒冬 @淑婵想 @曹霞 @卫纯swordway @讷言敏行的猪 彭渝喻 李扬

（6）明晰的结论并不是人文研究的唯一目的

绿茶：你说的民俗学是变的学问，这个和历史学的区别在哪儿？

施爱东：其实在顾颉刚的阐述里面，他认为民俗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过去历史学关注的是帝王将相，关注大历史，而顾颉刚认为这样的历史观念是有缺陷的，真正的历史还需要加上民众的历史、平民的历史。过去的历史从来不关注下层老百姓，不关注那些柴米油盐的事情，他觉得应该把这些东西加进来，以弥补大历史的不足。

杨早：我补充一下，比如说以前的中国的历史大部分叫信古，比如说曾纪泽回答老外的回答说，龙肯定是有的啊，古书里面记载，说肯定是有。然后再讨论我们现在没有见过龙的问题。顾颉刚先生创造的是疑古，疑古学派典型的观点就是认为很多东西都是层累沉积的，像房子一样，一层层加上去，这个东西会变异，加的过程当中越变越变，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还有一种是释古学派，释古学派认为顾颉刚那个无事不疑也太厉害了，全部都看成变也不一对，因为有些东西是可以通过二重方法进行解释，这是近代史学界几大流派。

我提一个我不懂的问题，西方如果都是把dragon理解成凶恶邪恶的东西，“龙骑兵”是怎么来的？

黄佶：我看到有一个学者讲，龙骑兵的翻译就是因为把龙翻译成dragon引起误解了。现在还有一点是肯定的，欧洲有些国家是崇拜dragon的，拿dragon作为他们城市的守护神。最著名的就是威尔士公国，是崇拜dragon的。英国征服威尔士的时候就有一本书讲英国征服威尔士的过程，这个是叫Tame dragon，就是驯服dragon，就是爱德华一世如何征服威尔士。所以刚才有朋友说，为什么有好的龙，可爱的龙，比如《驯龙高手》。实际上有一位德国学者，他一直在长期研究东亚文化，他比我们中国人更积极呼吁大家不要把龙翻译成dragon。我看他的文章以后恍然大悟，他说，不是欧洲的dragon变友善了，而是这个欧洲的dragon被人降服了，所以它变乖了。按照这个线索，比如你身体得了病要治疗，西方人叫Tame dragon of the XXX。我们中国人愿意被西方人驯服吗？

杨早：中国翻译成《豢龙者》。爱东是金庸专家，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射雕里面有降龙十八掌？根据里面全部的招数名字，什么见龙在天、亢龙有悔都是出自周易嘛，周易没有降龙的概念，为什么集合起来变成一个降龙十八掌，每一招都跟龙有关系，为什么叫降龙十八掌？降龙是佛宗的概念，名字是佛经，内容是周易，怎么拼一起的？

卫纯：乱炖。

黄佶：龙的起源还没有定说，我最近提出一个新的解释，龙起源于河流的善恶二重性。因为河流对于我们人类是有好处的，我们人类早期部落都要选择河流边上住，但是河流一旦泛滥我们也吃不消，所以人对河流又敬又惧，由它慢慢演化出来龙的形象就是善恶两重性的。中国神话里面很多，杀龙，屠龙、降龙都有。尤其是龙被皇帝用了以后，恶慢慢就被淡化了，白龙马被骑着等等，主流变成了龙是好的了，比如乘龙快婿，人中之龙等等，但是像施老师说的，就是量。现在有很多学者说为什么中国的龙也可以翻译成dragon，因为中国的龙不好。

李扬：我突然想到八旗，也是龙的，代表一个帝国的形象，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清帝国非常强盛的时候反而没有非要凸显龙。

施爱东：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因为一本书的容量有限，个人精力也有限，我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有些问题，你明知道可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你手头的材料不充足，你就不敢随便乱写。观点人人都有，但要用论证来落实你的观点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它需要海量的资料和阅读。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当清王朝刚刚从明王朝那里把帝国接手过来的时候，它明显沿袭了明王朝对龙的尊崇。正是由于这种龙崇拜，人人都想要，所以到了清代后期，由于皇帝和众多王公大臣相互制约，彼此妥协，大家都在争着使用龙纹，那些贝勒、王子什么的，尤其是皇家血统的族裔，理论上他们也是龙子龙孙，他们理应可以使用龙纹。所以慢慢地就只能逐渐把龙纹的使用权不断下放到整个族群当中，通过不同的龙纹和颜色来区分等级层次。《中国龙的发明》在“龙旗”这一章就说到了，到了晚清的时候，没有办法，龙旗日渐下放，最后被下放到汉族的水师军营了。正因为龙旗的族群特征非常明显，所以曾国藩在用它来做水师军旗的时候就非常谨慎。恭亲王跟曾国藩商量，把这个龙旗下放给你们水师也用用？曾国藩一听就吓毛了，他诚惶诚恐，我们汉人怎么可以用龙旗呢？要不这样，剪掉一个角吧？做成三角龙旗。由此可见，龙旗的使用权是不断下放的，清王朝甚至可以把龙旗的使用权当成一种恩赐，当成是对使用者地位的一种提升。举个例子，过去省部级干部才有资格坐红旗轿车，现在，允许部分厅局级干部坐红旗轿车，这些待遇得到提升的厅局级干部就会感恩戴德，终于，我们也可以坐红旗轿车了！就是这种感觉。

黄佶：我在西方碰到大量的中国年轻人，完全站到西方的立场，包括对中华文化的诋毁。现在大家不敢反对政府怎么办呢？通过伤害祖国的利益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实际上政府和祖国是要分开来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要钓鱼岛干什么？要西藏干什么？实际上是通过伤害祖国的办法表示对政府的不满。而且很多年轻人开口就美国怎么样，我最后也开发出一个反驳的方法，我说你拿到美国绿卡没有？在拿到美国绿卡之前你不要以美国人身份来说话，中国这么大一块土地就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今天这块让掉，那块让掉，以后政府换掉，你全部土地都没有了，东海、南海都没有了，日子怎么过？那本书的结语就是我的收获超过了翻译本身，这已经不仅仅是怎么翻译龙的问题，涉及到文化、观念，政治的问题。我认为你们出版界是有义务的，有时候要冒点风险，打点擦边球，这个是我们要完成的使命。

讷言敏行的猪：我看了施老师的书，我有一个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杨老师有一个人文班，我们讨论人文学习的一些问题，在交流的过程中，杨老师觉得理工科的人好像是比较绝对，沟通起来会有一些障碍。我看到施老师的书，看到一些熟悉的理工科的研究方法，我会注意一下。刚才您谈到，您的研究方法把研究资料都写得特别密，这个方法是不是在人文学里面是很典型的研究方法？我想听听杨老师对研究方法的看法。是不是我们人文科的研究会有一些结论是非常立得住，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

杨早：第一，我不知道你说沟通障碍是指什么，但是如果回过头评价，比如说，从材料的封闭型，把材料封闭起来，在这个方面竭泽而渔，这肯定是人文学科也好，社会学科也好，都会追求的一个目标。这么多材料可能就是证明一句话，龙在西方人眼里就代表帝王。包括爱东今天推荐的《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佬》，我看见亚马逊有一条评论说“就两句话的结论，作者能写出一本书来，可见吹水能力之高明”。他不理解为什么为了两句话写一本书，如果我们写散文的话，没问题，我靠理解力，感悟力，或者想象都能完成，我有两个例子，再点出结论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想做到——清儒有一个说法，叫做“每下一义，泰山不移”，想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能竭泽而渔，论证的前提还是有封闭性，在边界里面，这样你的史料和论据不会遭到大的挑战。包括像顾颉刚先生，闻一多先生，他们处在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初创年代，有的时候是会带入个人激情，或是政治目的，这些东西在里面。我们现在学科既然分得那么细了，研究和非研究的东西已经分开了，很显然，如果你真的做学术论文，必须要遵守这些应有的规范，现实中大量不规范的存在，不能说明规范的不合理，而恰恰说明规范是合理的，因为不规范的东西很多是无效劳动。

​但是反过来说，我刚才提过一下，爱东的史料或许无懈可击，但我并不认为他的史料和结论之间无懈可击，我觉得他有的话说得太绝对了，有些结论可以再说得复杂一些，说得再犹豫一点、开放一点，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人文研究很多时候没法得出一个特别扎实的结论，没有那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有太多的例外。人文学和理科的实验方法不一样，只要稍微有一个小小的变量，或者新的材料出现，结论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我承认说爱东这本书的史料选择和封闭已经做得近乎完美，但是从史料到结论，我觉得还可以再往回收一收。爱东结论下得这么明晰，跟他的理工科背景是有关系的，如果要我来说话，可能会更柔和一点。当然结论就会显得游移，没那么痛快。有人会说，有什么价值呢？你们都没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我们经常被人攻击这一点，你说半天，得了什么结论？可是明晰的结论，并不是人文研究的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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