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只有忽略小概率事件，我才能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相对明确的判断，并且把它清楚地表述出来。我当然知道绿豆和芝麻的存在，但我不说，我认为它在西瓜面前是不值一提的。这就是学科差异导致的我和杨早的思维差异。

阅读邻居第27期

主题：尴尬的龙

书目：《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

时间：2014年8月30日14：00

地点：读易洞

参与者：@杨早 @绿茶 @邱小石 @施爱东1 @上海黄佶_2 @蒜蒜 @半价优惠 @沉醉寒冬 @淑婵想 @曹霞 @卫纯swordway @讷言敏行的猪 彭渝喻 李扬

（7）绿豆和芝麻在西瓜面前不值一提？

施爱东：我补充一下，以此说明理工科跟文科在“竭泽而渔”这个问题上的思维的一个差别。

竭泽而渔这一点，刚才杨早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再详细说了。正是因为好的人文学者做研究，都希望竭泽而渔，所以他们会特意避开那些比较大众化的、材料过多的选题，因为他们无法对这样的选题竭泽而渔。他们会偏爱选择偏一点的、小一点的选题，这样他就能够把这个选题所涉及的材料都找齐。所以你会发现，人文科学中，越是牛的学者，受人尊重的学者，越偏向于做小题目，因为这样的题目是可以竭泽而渔的。对于像龙文化这样的选题，当然是太庞杂了，谁能够一网打尽这其中的材料呀？龙文化，什么人都在说，这方向的文章，书，汗牛充栋，但是真正的大牛是不会选这样的题目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大家不知道该如何来对待这么一个庞杂的选题，龙文化的材料太多了，多到根本无法竭泽而渔。因此，龙文化领域里面，大多是一些小萝卜头在里面折腾。那龙文化到底该怎么研究呢？必须划定边界！学理工科的人知道，数理方法必须先划定一个边界条件，但是，绝大多数文科出身的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对于许多文史工作者来说，他认为的边界就是跟这个话题相关的所有材料，假设他要做关于“绿茶”这个人的研究，他就恨不得把绿茶写过的文章，绿茶的生活史、跟绿茶交往的人，一切跟绿茶有关的东西全找齐，他肯定是认为这样才叫“扎实”。又比如，毛主席研究怎么做？正因为有关毛主席的材料太多，学者们无法把有关毛主席的东西都找齐，无法把毛主席走过的地方都走遍，于是，许多好的历史学家就干脆避开了，他怕做不好，不敢做这么大的选题。反而是外国学者能够写出比较好的“毛泽东传”、“邓小平传”，因为他们手上没那么多材料。当然，等他们写出来了，我们的那些认真的历史学家会一一指出他们书中各种细节上的“史实错误”。这就是我们的现当代史学。

如果没有边界意识，面对材料多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应该引进“边界”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必须划出一条“有效边界”，在有效的边界之内进行竭泽而渔的操作。可惜的是，大部分人文学者并没有这个意识。也就是说，多数好的人文学者确实有竭泽而渔的意思，但他们没有有效边界的意识，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补充说明。刚才杨早说到了，面对同样的材料，如果要下结论的话，他会下得比我更开放、更犹豫一些，我的结论下得比他武断。杨早说的很是，我自己也注意到这种差异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学术背景的差异造成的。这个差异在哪里？杨早是一个纯粹的人文学者，而我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半路出家的人文学者，

一个纯粹的人文学者，他会考虑事物存在的复杂性、各种的可能性，他会关注规则中的特例，比如，他会说出“只要有一条反例，就说明你这条规则不成立”这样的话来，所以，他们会很谨慎地表述，尽量不对事物做出明确的判断。但是，理工科出身的人不会这样，理工科出身的人更关注概率论，他们甚至会说：“就算洪特规则也有特例，特例的存在并不影响洪特规则的有效性。”对于我这样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来说，我一般情况下是不考虑小概率事件的，我当然知道小概率事件的存在，但是我必须把它当做不存在，这样，我才能更好地直取事物的主要矛盾，或者说，把握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忽略小概率事件，我才能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相对明确的判断，并且把它清楚地表述出来。这在杨早看来也许是不允许的，他会说，你不能因为拣到一只西瓜，就否认了芝麻和绿豆的存在。我当然知道绿豆和芝麻的存在，但我不说，我认为它在西瓜面前是不值一提的。这就是学科差异导致的我和杨早的思维差异。

举个特别遭人骂的例子吧，最近全世界都流行冰桶挑战，号召大家去捐钱，救助那些罕见病患者，关注渐冻症什么的，但是我没有这种情怀，我是进化论者，我觉得罕见病本身就是上帝要淘汰的，政府救助他是应该的，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是要说号召全民来关注，我觉得没这必要。

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更容易忽略那些细微的，或者小概率的事件。也许是中了科学哲学，以及进化论的毒吧，你们看我的微博，我几乎从未转发过什么救助罕见病孩子，救助白血病儿童的微博，在我的观念中，我同情这些人，但我认为，救助的关键在于医学进步，如果医学上攻克不了这样的难关，就应该通过自然力量逐步淘汰这种病，否则，逆天而行的结果就是，这种病在人群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将来的社会，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罕见病，人类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这些人文观点的巨大差异，骨子里其实都有学科的背景在后面支撑。

黄佶：这是我们理工科的缺点，你前面谈的是理工科的优点，但这个是缺点。

杨早：关于优劣的价值判断不一样。

施爱东：我本科是学天气动力学的。

黄佶：我博士论文是研究超导体的。我们理工科的优点要坚持，但是理工科在文科面前也要虚心，他们的人文关怀我们是要学习的。文科的缺点第一不讲逻辑，第二不讲究证据。我跟他们讨论经济学的问题，讨论十年，最后总结出来，他们整个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三个字，我认为。

杨早：今天说到这儿了，我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史景迁，很有名的学者，但是对史景迁评价也是最两极的，这个绿茶很清楚，有的人觉得他就是个小说家，按照钱钟书说法他还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另外也有人就觉得他也很不错。我与爱东也有一段时间讨论过史景迁。史景迁的作品水准差异很大，最好的作品我认为是《王氏之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封闭性，封闭在县志与《聊斋志异》里面，然后进叙述与想象。比较差的作品如《追寻中国历史》，一个人写整个中国历史，就是大而化之。本来这就是给西方人看的中国史。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个学者都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做出不同的效果。

施爱东：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位同事，做的是元白诗派研究。他们做白居易，就是属于竭泽而渔的，只要跟白居易有关什么东西都收。结果他的书稿已经交到出版社了，出版社三校已经出完了，他突然又看到一篇新的材料，跑到出版社去改，就要加一条去。人家都快印了，他又发现一条材料，又去加。他的那个稿子改了十几回，改得出版社是大怒。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又希望竭泽而渔，又没有边界，没有边界之后这个东西就没法操作。

杨早：我猜之所以总往里面添东西，是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解释框架，如果这个框架成立的话，我多一条、少一条不影响我的结论。之所以要一直往里加，就因为这个书的出发点本来就是做史料，漏一条都是罪过，但是有框架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黄佶：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我不断发现东西，但是我一定要坚定不往里面加。

杨早：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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