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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代名士派老师

——兼议“为什么人们不再称赞自己的老师”

家族里的一位长辈,一个月前在上海去世了。说起这位长辈,委实谈不上熟悉,只见过一面,读过他几封长信(直接通信大概只有一回)。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在家,听说每天去和票友唱戏。虽然以辈份论,他只比我长一辈,年龄却与去年逝世的姑婆相仿佛,与三十年前去世的诗人三叔祖更是多年知交。年龄与地域距离都很大,因此这些年也只是零星得到讯息。直到这位大表伯辞世之后,从他儿子(我该叫大表哥)的纪念文字中,才算勾勒出一幅略为清晰的肖像。   

(2011年的周汉生)

他很年轻很年轻就当上了中学老师。这一点遭遇,他与远在四川的小舅舅(我三叔祖)竟是如出一辙,都是从代课开始,教着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学生。不一样的是,小舅舅后来娶了自己的学生,他呢,教书时已经有了女朋友,所以虽有女学生喜欢,也就不了了之。

在教书之前,他已经考上了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修法国文学。很不幸,还未入学,就查出了肺结核。北大为他保留了一年入学资格,但一年没能医好,到第三年,便须重新考试。家里是旧政府留用人员,弟妹五个,家累太重。他必得帮着养家,就进了徐汇中学代课。

他和小舅舅真是知交。两人从业的原因都是因为要帮补家累,也都很快征服了学生,小小年纪即成校内名师。徐汇中学是上海资格最老的中学之一,校史比上海交大更长。他在徐汇中学一教就是四十年,从六十年代起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文革”,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此事后来变成他的笑谈:世间有三十出头且只有高中学历的学术权威乎?

小青年何以成为名师?在大表哥笔下,是这样的景况:

“爸爸可能是最后一代名士派的中学语文老师。他上课不拘一格,天马行空,但也不是无轨电车乱开。他喜欢思辨,更喜欢带着学生和他一起思辨。上课对他来说,既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是智力游戏。师生互游,其乐融融。学生喜欢听他的课,同事也想琢磨学习他的教学方法,但一个后来当教务长、校长、区教育局长的老同事、老朋友听了他一学期课后,得出结论,爸爸的上课是没法学的,因为他的教学是彻底的非结构化、非系统化的,有内在的逻辑和条理,但没有固定的套路,完全因时因事发挥。”

(1987年的周汉生)

他不是没有机会转换职业与身份。“文革”后,《现代汉语词典》迎来第一次修订,他听说此事,写信给编辑组,针对吕叔湘、丁声树主编的原版提了几条意见。编辑组主持人很赏识他,曾想调他进编辑组,提供一个副教授职称。不过这份工作需要举家迁至合肥,于是只能放弃。之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也有意聘他为副教授。就在上海,总可以了?“那个时代副教授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已经差不多是泰斗级了,新科正教授非神即仙,凤毛麟角。爸爸考虑到自己没有学历,到了大学好比鱼儿上岸,也放弃了。”

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大表哥说,这很符合他的性格。“按照眼下流行的说法,他是一个任性的人。不过他不是有钱就可以任性,他是有学问就可以任性。学问对他来说是好玩的东西,而不是事业、功名的载具,著书立说更是不好玩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痴迷地质和生物,这对他是彻底没有用的东西,他钻研只是为了好玩。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明史、宗教史、文人文集随笔这些‘半有用’的东西更是当仁不让。家里的书从地上堆到天花板,床底下、床侧也堆满了书,甚至沙发、座椅上也是书堆,家里连走路、坐下的地方都没有,但他还是在不断地买书,杂志订了几十种。神奇的是,他的书堆得杂乱无章,但哪本书在什么地方记得清清楚楚,不管是王蒙还是萨特,只要有人问起什么人或事,他立刻就可以翻出一本书来,‘这本书你拿去看看’,尽管有时要大动干戈找书。病重时,他还要我到家里找出两本李泽厚和两本梅里美带来。”

教书是他的乐趣,尤其“思想解放”之后,摆脱了“文革”的阴霾,“课堂变得有趣了,这是他教学生涯的顶峰。他跳出课本,找来大量优秀文章,语文课上成文学评论课甚至哲学思辨课。甚至放一段音乐,让学生用文字来描述音乐的色彩。由于太离经叛道,最后还惹来一点小麻烦。对于他来说,课堂就是他的画布,上课是艺术创作,不光要有主题、布局、功力,更要有创意、灵感和激情,只有这样才能画出灵动的画作。很多来看望他的老学生会提起当年课堂上他的一句充满思想火花的妙语警句,爸爸有时自己也奇怪,这是我说的吗?学生非常肯定地说,是你说的,我们还记得当时你的样子。”

有趣的东西大抵不能长久。“恢复高考后,应试成为高中教学的第一要务,学生甚至学校也一门心思追求考分和文凭,知识成为有价商品,传授知识成为商业业务,学习则成为挥金血拼。教书对爸爸逐渐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事情。指导高考复习对他不是难事,他的高复班也远近闻名,但教书不再有趣。退休后,他被返聘;老朋友、老同事办学,拉爸爸去,爸爸也去了,但最后还是彻底退休了。”

(2010年的周汉生)

你或许会想:这是儿子回忆父亲,肯定会溢美吧?虽然素未谋面,大表哥的话我信,因为我信我妈的话:“他写给琦姑的好多信我都读过。全是用16开宽的薄型打字纸,很长一条一条的,翻过来叠过去的两面写,正面反面的墨迹相互渗透,搞得字迹都有些模糊,读起来很吃力。吃力也要读,因为他的文笔好,信也写得很好,常对所见所闻,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很有意思,很有特色,就象一篇篇耐人寻味的散文,读过一遍还想翻过来再读。”

我还信我自己的眼光。去年六月,贵阳的小姑婆(就是“琦姑”)过世。他在七月给我祖父及父母写来一封长信,信里回忆了许多四十年代的琐事。这是我们收到的他最后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输入了电脑的信(因为需要转发给贵阳的姑婆家人)。

(小姑婆和大表伯一边大,前后半年间去世。悼念他们。)

他在信里提到奥登:

“月初,看到《奥登诗选(1927-1947)》出版了,打了两次电话给书店,知道到货。电话听不真切,好像定价二十八元,再说一次,对方纠正,八十八元。八十八就八十八吧。Auden当时就只卞之琳译过少量,汝絅便告诉我:这是好东西。时值一九四七。我工作以后,在书店碰到一本原版,发票还夹在书里,是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又与汝琦去世的日子相距不远,都在初夏。小舅舅(汝絅)非常起劲地跟我谈好莱坞,谈格里尔加逊,谈英格丽褒曼,谈费雯丽(他给自己初生的女儿取名字,我疑心是源自晴雯和这个费雯丽),谈朱光潜,谈沈从文,谈安娜卡列尼娜,谈咆哮山庄(梁实秋的译法),谈冯至,谈奥登,谈穆旦,谈自己结婚时别的可以没有,必定要自制一条全黑上缀少许金线图案的婚床的被单。

这是小舅舅金陵时期对未来幸福的一个规格异常的美学憧憬,其深层,其实和中国人对西方的婚纱尚白而摒弃大红大绿起初不予认同是一致的。我自小在外公家长大,对他的那条神圣的黑床单,一听之下,唯存敬畏之想。不过当他弄到了一本厚的无版本价值可言的《李太白全集》的时候,我又问他何以还肯花时间啃这种中国的老东西。他说,中国也有不少好东西。—— 十六七岁时的汝絅,就很超前也很兼容了。所以他特别推崇奥登,尽管其作品在中国露面的真正只不过一鳞半爪。我此后注意奥登,所得译文也只有卞之琳,王佐良,杨宪益少量篇什,查良铮则多些,但也只有二三十首。他的诗集的像个样子的正式出版,竟是二零一四了!”

(大表伯的小舅舅和大舅舅,就是我的祖父与叔祖父)

但他对小舅舅并非盲从,比如对曹禺的看法,最后还是回到了奥登:

“晚间闲坐,小舅舅一时兴起,会在小姨娘和我两个观众面前,表演《雷雨》的周朴园,大概仅仅根据曹禺的台词和他在重庆观剧的印象,即兴过把瘾吧。我却由此积攒了零用钱,把曹的六本剧买下了,算是壮举。现在想想,对曹,张道藩和刘少奇同声称赞,田本相和钱理群这些严谨学人也在后来努力梳理,但我总觉得说过头了:这位万先生配不上别人给他的冠冕。不过,再想想,他配不上谁配得上呢?好像配得上的人,还没有出现。将来,将来也不会有——文学有大师的时代已经不再。这个曹禺,连巴金也不如,直到临终,总算把自己看清楚了……毛下世以后,曹在人民日报上(那时可以谈谈苏联之外的文坛了)著文,回忆Auden和衣修伍德与他在武汉会见的往事,居然把Auden写成“欧文”,可见这个人在他心里究竟有多少分量了——无足轻重!我见此误植,写一封信要他更正,报社转交的,当然,泥牛入海。大人物偶一口误、笔误,何须更正昭告天下,错了就错了吧。”

好了,关于长辈的追忆到此为止。我并不想强迫你来了解一位素昧平生的逝者。之所以想写一张大表伯的剪影,只因为我觉得他很像我见过的很多“名士派老师”:狷介,清高,散淡功名,但对于自己觉得有趣的事业,有着近乎狂热的执着,对于世事人心,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看法。

所谓“名士派”,王孝伯的定义仍是经典:“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痛饮酒”象征着任性挥洒的个性,“熟读《离骚》”代表学有专攻,方能震慑学生,“常得无事”是最难的,因为需要人事环境与教育制度的配合。

这样的老师,一旦出现在中小学阶段,对于诸多学生的冲击力必然无比巨大:他们几乎独自提供着一种与庸碌俗世迥然不同的人生状态。在喧嚣的洪流之中,他们是“守定”的象征,他们像风雨中的茅庐,向或许从未在家庭生活中体会过阅读、思考之愉悦的年轻学子,展示一片郁郁葱葱的精神花园。

这样的老师,大学也有,但到大学再遇上,他的辐射力就大大减弱了:选课制让他不会跟学生日日相见,科研压力让他的讲课更像是一种任务而不是乐趣,高房价让他不再住在学校附近,学生上个门费好大劲,亲承謦咳成本高昂,最关键的是,大学有太多的歧路与诱惑,每个老师对你来说都或许只是匆匆过客,他们在你生活中不会占有比男女恋人和宿舍室友更高的位置。

我的家族,自曾祖父至父亲,三代之内以教书为业者,超过十五人,曾被教育部认定为“教育世家”。其中以中学教师居多。我以亲历亲见,回首思之,倍感在少年求学生涯中,能够遇上一位品性学问皆优又特立独行的名士派老师,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有多么大!大表哥举例说,他父亲的字很好,但不是字帖那种好,而是“不成流派的非主流字体”,却很有几位得意弟子,学老师的字迹学到惟妙惟肖,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钦佩了。而这样的老师,往往会影响学生一生的为人处世。

越是这样的老师,在穷乡僻壤便越是稀缺,而僻处一方之学子,尤其需要这样的老师引导。我出生的四川富顺县,虽然僻处川南,却自古有“才子之乡”之誉,宋代有进士67人,明代文风最盛,进士134人,历劫入清后大衰,三百年间亦有进士11名。我少时在彼,县城中人,随口可以数出某某语文名师,某某数学名师,某某物理名师……发小邱小石,读大学时留长发,回乡走在路上,被邑人指指点点:那不是某老师的儿子?怎么这等样儿?虽说干涉个人自由,亦足见名师在邑人心中位置。

(石头说:他也年轻过)

近年返乡,再问名师有谁,邑人往往不能答,也有苦笑一声的:好老师都被深圳、海南的好中学挖走了哇!

这话大概是以偏概全了。我相信在故乡仍有不少好老师。不过,今日之所谓“好老师”,与“名士派老师”也大相径庭了。今之好老师,会押题,会总结捷径,班上升学率高,与痛饮酒读离骚常得无事,全然两个世界。

名士派老师不一定不长于高考,就像古之名士未必不长于科考,然而名士定当不满足于科考。大表伯就是一个例子。先高祖杨芾公,曾悬联于家中堂屋:“处家总是和平才有心情能爱物,生子不妨愚鲁但求骨格可为人。”祖父每逢年节,必引此联。但你把这话丢到任何一所——漫说初高中,就是幼儿园——的家长群里试试?“生子不妨愚鲁”,你是要我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即使是“今之好老师”,僻乡能留住的,也在逐年减少。致用之世,不能强求人人守定。于边远地区的好老师,应该是用比大城市、地区中心城市更高的薪水、待遇,留住那些尚存“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理想的执教者。朋友们笑我此论迂腐:什么更高薪水待遇,只求跟大城市一样还不可得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教育究竟是热门产业,还是国民事业?如果按照市场化法则,现在这种情形没有错,人才资源往条件更好、出路更广的中心地区集中流动,利于竞争与优胜劣汰;但如果像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那样,视教育为国民事业,则打破教育资源过分集中,改变教育资源不均衡造成的社会固化,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我的一位老师钱理群,执教大学数十年,但因为痛感“大学生难以改变”,退休后曾选择去中学教选修课,希望将改变学生素质的进程提前几年。而效果,听说是不佳。想想也是,中学高考体制年长日久,获利者不计其数,身在其中如大表伯者尚且只能退出,外来者又何得预流?体制,产业,了解这双重制锢,再来考虑余世存学长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不再称赞自己的老师”,似乎有了一点端倪。

先高祖杨芾1907年公派访日,撰考察报告《扶桑十旬记》,篇末总结曰:遍游日本,“目不睹悖义之事,耳不闻非理之言,问何以故?曰法律严而一也;问尽人知守法律,又何以故?曰教育普且早也”。一百年后,中国的教育,也算是“普且早”矣,何故悖义之事,非理之言,游目皆是呢?我隐隐感觉,这与“师”的缺乏大有关系。这“师”可不是教书匠,古话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如今都在谈“回不去的故乡”,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我问你,这“回不去”,这“沦陷”,与师之不存,有没有关连?在故乡那座小城,那片小村,有没有值得你铭记终生的老师?有没有这样一位师长,你过年回家,无论多忙都要抽空去看望,而入室之后,觉得如坐春风,毫不因睽违良久而无话可说,出门之际,犹如经历一场精神沐浴,浑身爽快?

如果你有过这样一位名士派老师,你会发现,无论离乡多久,飞得多高,回到故乡,能够永不被你的高度打败,能够与你作心灵沟通,甚至予你启迪的,仍然只有那位曾被家长诟病,令学校皱眉的名士派老师。为什么?一是他们有着开放的心灵,对新知识从不拒绝,对精神永存非功利的热爱,二是他们有守定的准则,不随时俯仰,不怨天尤人,更不人云亦云。有这样一位老师在,故乡还那么令人憎厌让人无奈吗?

两年前,我去杭州讲座,曾经碰到一位富顺老乡,他在杭州教中学,已经十几年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回乡任教,是因为杭州美女多吗?他挥挥手,哪儿的话,这里的学校,校长比较肯包容,我有时候上语文课,两节课给学生放一部《死亡诗社》,校长也不会管哈……

我只能沉默,我和他都知道,越是边远的地方,学生拼杀出去越不易,学校对高考越看重,考上北大清华,就是横幅金榜游街庆祝,这是一个死循环。高考不考《死亡诗社》,在校方与家长眼里,不按着高考指挥棒起舞的老师,哪里会是什么好老师?至于称赞,尊重,影响,心灵……这些玄虚的词儿,会提高今年的升学率吗?

我其实也不知道,在毛坦厂与好老师之间,是否我们只能择其一?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中学生既享从游之乐,又能不误前程?这无比巨大的问题,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才能顺利求解。就像我们这教育世家,到我这一代,堂表兄弟四个,也再没一人拿起教鞭了。

最后一代名士派老师
(原刊于《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2015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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