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免俗，今天这个日子发一篇谈王小波的旧作。

这十九年，恰恰是我操持文字操练思想慢慢成熟的十九年。

现在都喜欢讲情怀，我可是偏执的认为：如果回首当年有负初心，现在要靠买一份怀旧安慰自己，那不叫情怀，叫卖呆。

逝世十九年后还在铭记，还在怀念，这些铭记和怀念，不能用来说明王小波的好，只是被人拿来证明自己还没被生活彻底打垮。

我唯一信任的当代作家

很少偏爱一位当代作家，原因是没有人让我全面信任。比如，我信任王安忆的文字，不信任她的史识；我信任莫言的奇想，不信任他的思想；我信任余华的布局，不信任他的格局；我信任王朔的聪慧，不信任他的品味。

或许这不是当代作家的问题，而是“同时代”造就的挑剔与冷静。从前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与《人间世》，每有周作人的手稿，编辑部一班同事总是视若拱璧，你争我夺，只有林语堂本人在一边微笑，有人问，他说：我是同时代人。

如果说有一位例外，只能是王小波。

王小波去世十年，名下添了许多走狗，坟前多了几部回忆与评论，然而也有不少的苛评，如思想不深刻，文字太色情一类。据我看来，誉者毁者，多将他做一个符号来用，自由主义，反体制，反矫情，反无趣，这些都是很概念化的东西。每一面旗号下照例人头攒动，我也照例挑剔地冷眼旁观，忍住闲气阅读各色的文字。失望之余，每每重读王小波，也每每在暗夜的灯光圈里发出会心的微笑。

一位作家，倘有足够的才气与聪慧，自然会让读者欣赏、愉悦。但让我这样的专业读者信任、叹服，难度在于作者要在文字、结构、想象力、品味各项上，全面地超越读者。只须有一项落了下风，当然不失一方诸侯，却未免让人心中小觑一下子。这一下子并不打紧，不影响文学史上的位置，却无法得到我的信任与偏爱。

我对王小波的偏爱，不是因为他辞了公职，不是因为他英年早逝，不是因为他同情同性恋，当然更不是因为他自由主义。即使我对此人一无所知，只读他的作品，照样会对他怀有足够的敬意，甚至不相信他曾经生活于我经历过的时代。

按照王蒙的说法，真正复杂、美好的事物，永远无法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我的一位朋友则说，对于真心喜欢的，往往只剩了结结巴巴的赞美。我读王小波十余年，初时颇有雄心壮心写一两篇长论，从重述故事、文革记忆、未来想象等等角度讨论他的小说，一遍遍读下来，这种雄心便一点点地黯淡。有时只是想：好不好将他热爱、赞美的那些书籍，汇编成一大巨册？《变形记》、《情人》、《看不见的城市》、《巨人传》、《巴巴拉上校》……据说每个人一生中都在寻觅属于自己的那几部书，却很少有人真正知晓是哪几部。胡适鲁迅梁启超开国学入门书目，总是几十部上百部，他们学问太大，我们很难分清哪些书是他们最隐秘的灵魂之书。可是王小波，这个老好人，笑呵呵把他的选择公诸于众，尤其是他那篇《我的文学师承》，说破了新文学运动以来一桩大秘密。我用这篇文章，将前贤的只言片语串连起来，如郁达夫说“中国小说是欧洲小说的分支”，穆旦对中国传统语言的痛恨，格律新诗的全面溃败等等，一直延伸到王小波去世十年后，一个德国老头顾彬说出了“好的作家都是翻译家”。

这是一个作者能给读者的最大恩惠。他用自己的体验，得出简单的结论，却能让人借以看清被黑暗遮蔽的角落。我总在大量的阅读中苦苦寻觅这种思维之光，却一次次空手而返。十年以来，当代文学能给予我的，仍然只有王小波这盏小小的油灯。

陈丹青说，鲁迅的妙处，“什么事，都有大先生一句话在那里等着”。而鲁迅说，他所处的民国世界，与明末并无二致。我越来越相信，表面上，一切坚固的都已烟消云散，背地里，却总有一些秘密长存世间，一旦被说出，就不会被妄念动摇。但是，言说并不能让秘密不再是秘密。在《我看国学热》发表十多年后，咱们不是仍然举世如饮狂泉地粉丝于丹么？

十年了，王小波仍然在被阅读，被谈论，这让我又高兴又郁闷。高兴，因为独乐乐何如众乐乐，郁闷，是由于想不通：为何王小波那么稀少？而看不起王小波的诸君，又为何总是无法让我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