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经验与困惑

 

在读本科的时候，特别困惑我的也是：怎么能够尽快地掌握一门学科的全貌。我那个时候对哲学特别感兴趣，老思考人生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往哪儿去？买了也读了很多哲学史的书，想知道古往今来中西先贤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可以短期内对哲学大致有一个了解，但说到真正的深入还差得远。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台湾学者陈鼓应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在读台大哲学系时，也是把哲学系的必读书都读了一遍，只有两个人跟他心灵有共鸣，一个是庄子，一个是尼采。后来他就把整个精力放到这两个人身上，其他人不管了。这段话对我很有启发，它告诉你，读书始终要有一个由博转精的阅读过程。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专业读书，专业读书是另外一回事情。我自己受的专业训练是“竭泽而渔”，能看的材料必须要看，如果对于非专业来说，就会涉及到哪些书是必读的，哪些书是非必读的问题。这问题恐怕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位靠谱的导师给你开份必读书书单，也是一条很好的入门途径，如果找不着，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也不太在书上涂画，可能是从小家里有这样的风气，觉得把书画脏，很对不起那本书，爱惜书的感觉。后来摆脱这种心态之后，仍然不画书的原因，是我在看书的时候拿着笔就有一种考试的感觉，要画重点的感觉，很不舒服。而且我看书从来不喜欢正襟危坐，正襟危坐的读书就我个人而言，效果其实不好。陶渊明说过一句话“好读书，不求甚解”，或者说“观其大略”，这个还是有用的，看一本书抓它的大体。细节要不要抓，看自己的兴趣。

 

但是，“观其大略”有可能又引发另外一个问题，跟我们现在说的碎片化阅读差不多。以前在北大，北大学生的机会特别多，有好多讲座，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听很多很多讲座。你问随便一个人，天文地理，古往今来他都能说上一套，但是问他细节，几乎不知道。也就是说他都是听来的知识，就是章太炎说的“耳学”。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应该去追求原初的知识还是转借的知识？追求原初知识，可能你觉得量很大，把握不住，但如果是追求转借知识，问题就在于怎么保证知识的准确性。换句话说，别人嚼过的馍再吐给你，你还能不能吃到精华？这是一个平衡和分寸的问题。

 

我不排除转借知识，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我自己从转借当中获益很大，我对中国文史大部分的知识都不是来自原典，我自小没有那种从四书五经春秋战国一直读下来的训练。我比较信汪曾祺说过的，他说读文学史用不着按部就班这么读，随便挑喜欢读便好。

 

以我的经验，读晚清民国时人的文集受益很大，他们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漏斗，所谓传统学问到了那个时候，走向终结的时候，最后这批人对知识的接受与传递，实际上是有一个筛选的。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人以他们的知识架构与眼光认定哪些是经典，我们现在说的经典也是自他们那个时候定型而来的。比如我们现在说的古典文学四大名著，都是晚清到民国被人追认的，并不是从古至今它就是那样。大家读书要有这么一个反本质主义的想法，什么东西都不是说从来如此，都是逐渐被一代代人确定下来的。

 

民国以前的说法，明代有四大奇书，《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但是这四大奇书是一个商业标准，并不完全是价值认定，因为它们卖得好，所以商家喜欢把它攒一块儿说。真正被认定为古典名著，其实主要是“五四”以后胡适劝亚东图书馆分批印行他认为比较好的古代白话小说，除了三国、西游、水浒、红楼以外，还印了《镜花缘》、《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就是这么一个标举新潮的出版社，重新标点和出版古代小说，选择性地出版，出一些不出一些，慢慢地价值就分别出来了。我们现在还生活在新文学、新文化传统当中，所以我们接受的这套知识就是被他们规定的。从这个关节进去，往前往后，这个脉络怎么形成的都比较清晰。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认知中的谱系和脉络，就像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拼图，拼图都是先把四个角拼出来，中间的部分就好填了。

 

读了书记不住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自己鼓鼓劲，黄宗羲说过，他年轻时候读二十四史，每天读一卷，读到后来，就不记得前面的了。所以以前顾颉刚为什么老是说我们要去买那种史书的白文本——那个时候民国人有种训练，你买那种白文的《史记》或《资治通鉴》，没有任何标点的，自己点一遍，吸收的东西比你直接去读排印好的书要深入得多，所以有的时候难度会促使你把东西接续下去，就是邱小石说的，用定焦的镜头比用变焦的，反而让你印象深刻，因为你得往前走，靠身体移动去完成拍摄。

 

我记得顾颉刚说点《史记》，他一辈子点了三遍，点完一套，再买一套再点。通过点读的方法，看上去很慢，但是对你真正理解其中的寓意大有好处。我们大家都会犯的一个毛病（我自己也经常犯），就是觉得读书用相机拍一下，然后转到社交网络上，转抄以后就觉得好像自己读过了。就像很多时候把书买来，似乎这本书我就掌握了，其实也没看。还包括有些人看完前言后记就觉得这书我就知道了，有些书可以这样，但是有些书不行。这种虚幻的假象会让我们有满足感，但就是靠不住，一旦被提问的时候，就跟没读过一样。

 

今天上午我在交通台跟主持人聊，他们说大家现在都喜欢看功利的书、有用的书，不功利的书怎么促使人们去读呢？我说，我也能理解一本有相关性的书，会更容易让人家读，就像一张照片里面有你认识的人，或有你喜欢的明星，你会更有愿望去看。但是也希望大家勇于、乐于探索未知的世界。

 

这事说起来有点虚，为什么要探索未知的世界？未知的世界那么多，为什么要探知这一个世界？但其实你自己可以建立相关性，这本书看上去跟你没有关系，但是邱小石的本事就是总能够把一些跟他没有关系的书硬拉出自己的关系，大家觉得读起来很累的书，他总能扯到自己的事上去。这个有什么好处？就是可以建立一种书与自己相关性，建立相关性之后，阅读感受就不一样了，陌生人变成了熟人，熟人的事你就会关心。

 

还有，看了一本书之后，能够把它讲出来，这点非常重要。大家在中学时候讲过数学题就知道，你会解那个题，不等于你会讲那个题。会解这个题，还要向不太会的人讲明白这个题，是很困难的事情。解数学题也好，下围棋也好，都是这样的。你要讲明白其中内容，比你单纯自己明白要难得多。因为要经过一个转换过程。我们阅读邻居每次推荐书，都在做这个训练：怎么能够把这本书的好处讲出来，让别人都觉得好，想读。

 

像邱小石去年年度五书评选时，一直在煽乎《巫师、外星人和星舰》，但就是推不上去，我觉得原因在于，他始终还是只能建立书跟自己的相关性，而无法建立书跟别人的相关性。这个是最难的。一个传教士最厉害的就是这点，他能够把教义跟所有听讲的人建立相关性。我们回顾一下于丹老师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李泽厚说于丹是传教士，这个没有错，她不是学问家，也不是大儒，但她是个传教士。她说我的任务就是让《论语》和所有人都有亲近感。怎么办？要找一个相关性，至于这个相关性是不是《论语》本身内含的东西，她不管。所以她讲了一个“如果你不能够改变自己的环境，就改变自己的心态”，因为这是鸡汤嘛，鸡汤大家都很容易接受。她找到这个点以后，《论语》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跟听众很亲近的东西。所以后来有妈妈带着小孩来说：哎呀于老师，谢谢你，我们之前从来不知道《论语》跟我们有这么亲近的关系。（道不远人，但不远人的，未必是本来的道）

 

大家当然会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忽悠人，但是从传播学来说，怎么建立自己要介绍的东西跟听众的相关性，哪怕是一种误会性的相关性，也比没有强，因为受众有可能会通过这种误会去走向本真。当年我常常说，《百家讲坛》不是没有它的存在价值，但是麻烦的是很多人会停在那里，听完就听完了，他觉得讲师表达的相关性，就是经典的本意了。如果你能够经过听讲，对经典本身产生兴趣，会进入原典看更多的东西，那其实是蛮好的事情。问题是往往很多人都像你说的，他不知道应该要往前走到哪一步。我觉得这几年沉醉寒冬的读书感觉挺有进步，他真的学会了建谱系，比如我们推出一本主题书，他会找相关的书来读，构成自己的阅读图谱。

 

像子瑜说的，《家人父子》你拿到之后无从着手，就是因为你找不到支点，怎么找到支点？就是找到跟它相关的书。你看，《家人父子》里面，赵园老师几次提到《中国的家庭和家族》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家族史研究入门》，其实这两本书比《家人父子》简单，如果你去看那两本书，你会更能明白《家人父子》。为什么我以前说《叫魂》是“万书之书”呢？就是你可以通过它的引用和介绍建立起一个相关阅读的小谱系，如果你对书的主题有兴趣，顺藤摸瓜，慢慢就会摸出你单独读这本书读不出来的东西。

 

人写书不可能把每一个环节都写出来，呈现出来的都是浓缩的精华。用我导师陈平原的话说叫“压在纸背”，有心的读者会试图把纸背还原出来。作者给你的是浓缩果汁，要加水，慢慢变成百分之百的果汁，这个过程很重要。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再产生“这本书要读到什么程度”的困惑，或者你把一本代表性著作背后的延展阅读做到位，这个领域的最新的或者最基本的常识都能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