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宣布使用公历纪年，废除旧历法，中国人过了几千年的旧历年，就碰上了问题。

最先改革的是上海市政厅，它于1月25日宣布说，上海的人力车照，改用新历后，即以阳历每月一号开捐。这也就是说，阴历辛亥年十二月十四日，是1912年2月1日，开捐。那么，改用阳历之前，什么时候开捐？如果已经按阴历开捐，半个月后再度开捐，是否重复收费？新闻里没说。

当时主张沿用旧历的人士，一大论据是“孔子曰，用夏之时”，孔子都这么说了，因此当用“夏历”。但是历法一改，孔子也不能不跟着改。福建法制局通知全省，祭祀孔子的春秋两祭，改为阳历的二月、八月。孔子提前个把月收到香火，不知高不高兴？

新历颁布确实有些太急。刚过了一个月，就碰到了“年关”。年关在旧时，并不是鞭炮礼节而已，于民间而言，最关键是收债躲债，所谓“年关犹如鬼门关”。而一逃过年关，旧债可以再拖一年。改用新历，有些脑筋灵活的人马上就想到：咦，这不是等于说新年已经过去了嘛？哈哈，可以不还债了！民国好哇真是好！

别高兴太早，既然教科书上说了，中华民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怎么可能站在杨白劳一边呢？临时政府工商部通告“仍以二月十七日即旧历除夕作为结账之期”，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更是追加命令，“唯恐尚有刁狡之徒借口改历，希图抵抗情事”，“商民人等须知商店交易系营业性质，银钱来往亦系流通办法，凡欠各项帐款者，应仍照习惯以旧历年终一律归结，不得借口抵抗，如敢故违，一经告发，当即按律惩治，决不宽贷”。

这种新旧并存的原则，也反映到了南北议和之中。既然都同意共和了，袁世凯方面也没有在历法问题上多加留难（其实共和与阳历并没有逻辑关系），双方商定：“各官署改用阳历，仍附阴历，以便核对，民间习惯用阴历者，不强改。”阴阳合历就此成为中国历法的主流，除了个别激进时期取消了阴历外，一百年大抵如是。正如名记者黄远庸所言“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系社会的新年”。

1912的新年反正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可是2月18日，就是壬子旧历新年，怎么过，还是很伤脑筋。改历不仅仅是改个日子过年，还包含着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成分在其中。赶着旧历年前，沪军都督府、上海民政总长分别发布告示，称“满清时代，民间于元宵之前，开场聚赌，毫无顾忌，大则倾家荡产，小则争攘斗殴，作风败俗，莫此为甚”，现在民国成立了，哪还能这么干？“且阴历业经改去，尤不便借口沿用作此腐败之事”，一句话，禁赌。“如有不法棍徒，借口新年，被拿抗拒，即行按照军律，从重治罪”。

难得的是，他们还说服了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租界一向禁赌，但在此之前，为了照顾中国新年，公共租界“弛赌禁”三日，法租界是两日。现在中国改换阳历，“界内一概不准摆设赌台”，“并加派探捕驱逐赌摊”——赌徒们，体会到什么叫跟国际接轨了吧？

除了禁赌，主要还是要求商民“毋得闭市”，夜间也不要燃放爆竹。不过，吊诡的是，最主张除旧布新、也是新历法命令最重要发布渠道的报界，今年偏依照旧例，旧历年间停刊五天。《申报》编辑也无可解嘲，只好说“未能尽免旧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