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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写《丈夫》,到底想说什么?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我是杨早。
 
又到了周末综述的时候,这周我们开启了沈从文的世界。第一篇选的就是《丈夫》。
 
《丈夫》这部作品很有意思,即使放在八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来读这篇小说,仍然会带给人相当的冲击和震撼。这也是这部小说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
 
这周的几位朋友读完的感想,给人的感觉是意料之中的。我这么说,是因为《丈夫》这部小说在现在的,比如说大学的中文系,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往往也会引发类似的震动或者说争议。
 
当然这种争议显得有些一面倒,可能因为现在学文学的大部分是女生,然后又是“80末”“90后”这样的年龄,所以他们经常会对这部作品表现出了一种相对强烈的道德愤怒。这跟我常说的,这些年整个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道德化有很密切的关系。现在可能整个社会的氛围,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是处于一个开放期,而是相对而言,处于一个收敛期和个人权利觉醒期。很有意思,跟100年前的五四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个人权利的觉醒,是通过争取规范——而不是反抗规范——来实现的。
 
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规范可能已经被置换了内容。比如说在100年前,性别规范是男性至上的,女性要承担几乎所有的歧视或者说压迫、压抑。而现今的规范,某种意义上它也对女性构成一种保护(虽然说这种保护仍然非常的不落实),但是个人尤其是女性的意识,可能已经超越了这种保护的实质的时候,她们会借用一种批判眼光,或者说借用一种整体构建,来表达自己的愿望。
 
我说得有点玄,我故意的。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我们面对的是现在这样一个图景:一方面是有很多人高唱“女德”,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其实是主张“大奶教”,主张婚姻保护的至高地位。在这样一个很复杂的图景当中,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丈夫》的语境,其实想说的就在于:说到底,小说里面丈夫的愤怒,以及最后丈夫和妻子的离开码头,我们要怎样去解读这样一个故事?
 
比如说,是什么让丈夫把妻子(或者说妻子自己也愿意)送到了码头上去做皮肉生意。1994年,女导演黄蜀芹曾经将《丈夫》拍成了一部电影(很有意思是香港的投资),改名叫了《村妓》,它的叙事主体,也从丈夫转向了老七,补足了前史,比如老七怎样被同村的妇人说服,向往外面的世界,或者说用自己的牺牲来弥补家庭的贫困,等等。加了这些内容,还是挺充满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启蒙色彩的。但是现在可能情况变得不太一样了。
 
在经典的解读当中,《丈夫》主要是暴露了旧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人性的伤害,也可以解读成为“城市对农村的掠夺”。贾平凹在《极花》的研讨会上曾经说过,“城市抢走了乡村的女人”。
 
我们也可以这么简单地解读《丈夫》这个故事。但是显然,这故事没那么简单。当一个丈夫明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做皮肉生意,在家的时候,他可以“眼不见为净”地安然地享受她皮肉生意带来的利益。但是一旦把他推到实境面前,他就没有办法接受。
 
而他的妻子老七,已经对这种生活司空见惯了,对吧?不管是兵痞的骚扰,还是巡官的性剥削,其实船上的人,包括老七自己,都习以为常。而这种习以为常,由一个乡下来的“丈夫”打破了。当然他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弱势,他并没有,也不敢要强迫妻子怎么样,他也明白在码头的权力结构里面,他没有任何的权利要求什么东西。所以他只是要自己离开这个伤心地,并没有强迫妻子跟他一起回去。但是老七放弃了自己熟知的码头生涯,跟丈夫回到了乡村,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个转折。
 
到底在老七的心目中,外面的生活跟丈夫代表的家里生活,孰轻孰重?显然,老七还是很关心家里的猪羊,但是她应付码头的生活也已经游刃有余。所以最后的选择权,好像是在妻子老七手里。
 
但是很显然,几位早茶夜读的同仁也都注意到了,在整个权力结构当中,其实妻子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自由选择权。上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讨论《丈夫》,还是会直接指向男权话语,说是“一方面因为农村穷困破产,酿成了夫权沦丧,被迫出让了妻子的性以换取经济实利;另一方面又是用传统夫权的失而复得为代价来维系自己的人的地位”。这样说,当然显得批判性很强,丈夫里外都不是人,也很容易将个人批评推向对社会的批判。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沈从文的原意。沈从文的原意并不是想指责丈夫,甚至也不见得是想指责城市。如果说这里面存在着恶的话,那不仅仅是城市之恶,也包括了乡村之恶。这一点,沈从文在同期的一系列小说里面,其实表达得很清楚。
 
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可能也是这次解读当中没有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有一段话说“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这一段,好多人都注意到了,但是没有人说明,这一段其实是后来补的,是后来沈从文在阶级话语的影响或要求之下,加进去的一段话。
 
在1930年沈从文写《丈夫》这部小说的时候,这段话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沈从文最初并不想过分的强调悲剧的社会经济原因,不是说因为贫穷,丈夫才把妻子送到码头上去做这门生意。他想探讨的是人性内部的冲突和纠结。
 
就婚姻制度来说,用女性去牟利,在传统社会并不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恶。梅子酒就提到了“质妻”“典妻”,其实也是自从宋代以来,也就是说,经济比较发达以来,中国社会的某种常态。《丈夫》描写的事情,跟“典妻”其实也没有多大差异。包括现在的很多社会学调查揭示出的红灯区的女人(以及背后的男人),他们都是把这种职业,当成了一个暂时用几年时间来换取将来的生活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打工期。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恐怕不是道德批判或者是男权批判,能够完全地解释《丈夫》这篇小说的。
 
这里面恐怕更多的,还是在于沈从文将相对原始或传统环境当中,人人习见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他认为与生俱来的人性之间,存在的强烈冲突,他特别有力的笔调凸显出来,体现的可能是“一个觉悟的乡下人”的感觉,还是会更加靠近“人的解放”这样一个“五四”的经典主题。这就是我看了本周几篇推文之后的一些感想。
 
关于《丈夫》,其实我们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
 
好,今天说得比较长了,今天的早茶夜读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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