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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受戒》写出了八十年代情感的总和

受戒
1980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这一年,它的作者汪曾祺刚好60岁。
 
《受戒》的迅速走红,使这位当时让普通读者感到陌生的老作家开始广为人知。
 
在《受戒》中,作者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人的内在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在新时期文学中较早地体现出对于人情美、人性美的追求。
 
时至今日,《受戒》依然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中的经典美文,令人百读不厌,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小说对民族美学传统和汉语之美的重视与开掘。这对于当今的文学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这样的小说几十年都没有一篇,谁能相信可以发表?
 
1980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受戒》,小说作者是汪曾祺,当时,这是一个让读者感到很陌生的名字。而《受戒》也是几十年的新中国文学未曾涉及的题材。
 
 《受戒》首发于《北京文学》杂志1980年第10期
 
《受戒》的责任编辑李清泉回忆说,初次知道《受戒》,是听一位京剧团的老杨同志说起的,他那时刚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
 
李清泉说的“老杨同志”是杨毓珉,他是汪曾祺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汪曾祺能从张家口调回北京,到北京京剧团工作,杨毓珉是主要的推荐者。
 
汪曾祺写出《受戒》之后,曾在京剧团给少数人看过初稿。据汪曾祺儿女回忆:
 
“《受戒》写成后,爸爸没有想找地方发表,只是在剧团少数人中传看……杨毓珉、梁清濂都看过。梁清濂回忆说……看过之后,她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很激动。但是看过之后又想,这样的小说能够发表吗?给杨毓珉看,也很激动,觉得写得很美,但也认为没地方发表。这其实不奇怪,这样的作品解放几十年都没有一篇,谁能相信如今可以发表?”
 
杨毓珉在代表北京京剧团到文联开会汇报工作时,提到了汪曾祺写《受戒》,引起了《北京文艺》编辑李清泉的兴趣。此时正值《北京文艺》即将改名为《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是改名后的第一期,这期杂志也拟定为“小说专号”。
 
身边出现了这么一篇“味道十分迷人”的小说,李清泉当然不肯放过。
 
不过,虽然李清泉知道了《受戒》这篇小说,想看到文本,也费了一番工夫。李清泉先向杨毓珉讨要,但杨毓珉等人的说法是“这个东西不能发表,送不出去,不能让它流入社会”。李清泉没办法,只好直接给汪曾祺写了个条儿,大意是听说你写了什么作品,你给我看看好不好?
 
 
汪曾祺当天就请人将稿子送给了李清泉,但附上一纸短简,说:“发表它是要胆量的。”李清泉“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倒过来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我也仍然挖掘出来,欣喜地予以发表,这事于他于我,更为内在的因素都不过是对于艺术的诚实,表现出一点艺术开拓的勇气,硬要说胆量,那也仅仅是艺术胆量。”
 
汪曾祺为什么写《受戒》
 
汪曾祺在《关于〈受戒〉》里回忆,写《受戒》的动因有三点:一是他重写了32年前的旧作《异秉》,感到自己的情感、认知,跟早年比有所变化,沉淀在心中的“旧梦”,似乎可以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二是比较集中、系统地重读了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少女形象,推动着他去写出一个自己的“翠翠”;三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汪曾祺强调,写《受戒》是一种“感情需要”:
 
“我写《受戒》的冲动是很偶然的,有天早晨,我忽然想起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段生活……我感到作品中小英子那个农村女孩子情绪的发育是正常的、健康的,感情没有被扭曲。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样式,在当时是美好的,因此我想把它写出来。想起来了,我就写了。”
 
“写之前,我跟个别同志谈过,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我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创作应该有这种感情需要。”
 
 
1980年的春天,汪曾祺重读沈从文的作品,同时,他迎来了分别数十年的大姐汪巧纹。姐弟俩畅谈高邮往事,引发了汪曾祺的“思乡病”。儿女说,常常见他“发愣”。
 
《受戒》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花了两个上午写成的。
 
《受戒》发表这一年,汪曾祺正好60岁。他本人既感慨,又不无自嘲地说,花甲之年“执笔为文,不免有‘晚了’之感”,话虽这么说,终于盼来躬逢盛世的喜悦之情还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
 
“欢乐”似乎是汪曾祺赋予《受戒》的“意义”,他说:“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
 
汪曾祺强调“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无外乎是希望读者借助小说的精神力量,走出咀嚼苦难与悲情的迷思,平复过于哀伤的人心。
 
汪曾祺曾对《受戒》作自我阐释:
 
“我在动手写《受戒》时,就下决心尽可能把它写得美,写得健康,写得富有诗意!为什么要这样?是有感于当前一些青年人在爱情上的庸俗化、轻率、不忠贞,以及让爱情屈从于金钱的种种不健康思想及表现。”
 
“若问《受戒》的主题思想,可以借用孔夫子对《诗经》的评价,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在《受戒》以后写的《大淖纪事》,重申了这一主题,这两篇小说,互为姊妹篇。”
 
 
关于《受戒》发表后的影响,责任编辑李清泉的评价是:“《受戒》的出生是炫人眼目的,同行相见是喜形于色的,对于改变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是起积极作用的。”
 
《受戒》最终获得了《北京文学》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有人总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出现的一批引人关注的爱情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汪曾祺的《受戒》,说《爱情的位置》是“提出爱情的问题”,《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写爱情的现实”,《受戒》则是“写爱情的永恒”,“汪曾祺写欢乐,姜是老的辣”。
 
对《受戒》的赞誉与肯定,大多数方向与汪曾祺的自我阐述相近,并努力要在其中读出“人民性”“反封建”的意义,而对《受戒》的批判,则集中于“不真实”“没有教育作用”等评判。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汪曾祺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一直想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一直没有写”,1980年,正好60岁的汪曾祺打算写这么一篇小说时,他心里确实有着反复的犹豫、挣扎与自我辩论。他与朋友谈起过小说的大体构思,并进一步为自己辩护: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汪曾祺画作
 
读者的感受也证明了这一点。据汪曾祺研究会会长陆建华的调查,群众对这篇小说的感受是“文章写得像,也写得美,读了使人欢喜,给人添劲长志”。为什么43年前的民间生活,会给20世纪80年代的一般读者这样的感受?
 
比如,让很多读者喜欢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在《受戒》中共有五处,第一处是两人初见,明海初来乍到,满怀羞涩,小英子却极为主动:“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第二处,小英子向明海打听受戒是怎么回事,结尾是:“我划船送你去。”“好!”第三处,小英子去看望正“散戒”的明海,问他疼不疼,哪时回去,结尾仍是:“我来接你!”“好!”第四处,小英子与明海在路上讨论善因寺的见闻,明海说他有可能被选做沙弥尾。小英子心中有了思量,“划了一气”,于是过渡到了第五段,也是最关键的一段对话: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说:“要——!”
 
“快点划!”
 
人们心照不宣地记诵、默写着这些语句,觉得它们“美”“有劲”。在批评家眼里,这是“风俗画”的展现,是“小说散文化”带来的别致,是“诗意语言”制造的传神意境,是“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延续。
 
不过,上述这些,还不能说是《受戒》对读者的全部吸引力所在。小说将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性心理,恰如其分地融化在通篇的诗化语言与风俗画之中。
 
“我的女儿曾经问我:
‘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
我说:‘写不出来了。’”
 
汪曾祺后来有一个颇富趣味的说法:“《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然而,在《受戒》发表的1980年,批评界还没有合适的批评话语来应对这篇如天外飞来的小说。“有什么意义”与“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是横亘在大多数人心头的疑问。《受戒》小说文体的实验与散文化、诗化的叙述后来才渐渐地被评论家和读者认同。
 
不过,即使是批评汪曾祺“轻浅”“缺乏社会性”的论者,也认同“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这无异于对新时期小说家进行的一次小说观念的“受戒”,随后兴起的“寻根”浪潮、先锋小说、地域写作,似乎都能从汪曾祺那里寻到源头。
 
汪曾祺自己,也将《受戒》看作某种时代的产物。他后来说:“我的女儿曾经问我:‘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我说:‘写不出来了。’一个人写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
 
 
对汪曾祺的评论“定位”的关键点到1988年才出现。这年9月底,《北京文学》在北京海运仓举办了“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林斤澜、陈世崇、黄子平、陈平原、李庆西、李国涛、李洁非、王干、孟悦、潘凯雄、蒋原伦等,老一辈的吴组缃也到会发言,称得上群贤毕至。
 
在这次会上,李庆西提出的“士大夫气”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认同,而地域文化特色则认为相对次要,这意味着汪曾祺超越了“吴文化”或“里下河文化”的局限,被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情趣传人”的位置上。
 
虽然有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这种提法容易忽略汪曾祺的西方文化背景及他对20世纪40年代学院写作的传承,但标签的威力是强大的,汪曾祺在之后的岁月里,被评论界和媒体反复地书写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种定位将汪曾祺与同时代作家有效地区分开来。
 
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09月06日14版),原内容有删减
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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