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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度四十六春秋

公号啊,自媒体啊,我觉得就是汪曾祺在1941年大二时写的一段话:大家都尽可能的说别人的事情,不要牵涉到自己。(自己的甘苦,顶好留到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一个人说说去。)各种姿势,各种声调,每个人都不被忽略,都有法子教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但我还是时不常的会来叨叨下自个儿。今天又是这样,又是随性地聊聊。
 
“虚度年华”一般来说都是场面话,但是回顾以往,总觉得白活了好多年,这种感觉绝对已经变成常态了。
 
特别是设想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自己,会怎么看现在的自己,一想到这个,就会觉得特别的空虚。
 
比如说十六岁的我,看现在自己这鬼样子,说个话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肯定觉得特别没劲。十六岁是一个可以拿头去撞铁板的年龄,是听说了我们这一年纪可能大部分人参加不了高考,都没有那么在意的年龄。那个年龄不可能像偶像剧里那么狗血,但至少爱憎是分明的。所以,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我们还怎么能够红尘作伴爱得潇潇洒洒?
 
二十六岁在北大读研,没有进学生会也没听说过PUA,但是跟外面的生活离得很开,就是朋友们总说“你没有生活”的年代。去上课,去图书馆,对中关村涌动的互联网大潮感觉迟钝,那也是传媒很风光的时代,现在的媒体大佬很多都是那时崛起,不过我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研究僧。
 
十年前,2009年,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因为2008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用爱东的话说,我就是个“灾难见证者”。到了2009年,突然一下子好像好多事情都过去了。就像2008年我听见马东说:“咱们以后回头看央视大楼,一定会感慨说:那时候真有钱!”结果2009年元宵节就烧起来了。
 
那也是一个挺迷茫的年份。工作没几年,还属于“新来的”,在编《话题》,吭哧吭哧的,很关注社会,但是为啥要关注社会,好像也没有特别清晰。近年曾经有人批评我,说“现在好像他不太关注现实了”。其实也不是,在2015年时我们就讨论过,整个社会形态在改变,包括媒体的膨胀与萎缩,要关注社会,必须要选择不一样的方式,可能是更个人、更深层也更历史化的方式,来关注社会。
 
所以大概之前的自己,看现在的自己,都会觉得没劲。即使现在的自己看自己,也会觉得没劲,但是不想再去变化。古往今来,大抵如此,多少人说到过,比如说辛弃疾的那首《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还有蒋捷的《虞美人》: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你会发现,他们要表达的情绪,都是叫做“还休”“一任”,随便,无所谓,就是佛系的感觉。
 
但这实际上是个悖论,大部分人其实是在少年时候将这种人生况味写出来、读进心里。就像塞林格那本《麦田守望者》里面说:“一个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事业英勇地牺牲,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事业卑贱地活着。”但这真的是少年时解嘲的话,真到了中年,可能连宣示这种话的冲动都没有了。比如说我,能够活着,写下这篇文章,就已经谢天谢地谢人了。其他的,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总是会有强烈的无力感。
 
这倒不见得是丧,也可能是一种反弹。就像鲁迅说魏晋名士对礼教那种极度的消解和颠覆,其实在于他们真的很相信礼教,容不得有人打着礼教的旗号以遂私欲。有的时候中年人对理想的不屑、嘲讽,可能是这个人没有理想了,也可能因为这个人太相信理想。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有一天整理旧物,发现我在十五岁生日前写的一篇周记,当时大概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三十年后看上去,它不准吗?
 
升上高中,便要为自己的前途而担心了。物价是在飞涨,竞争是在加剧。而大学的独木桥谁知道能否挤上,况且大学也要自费了,除非是天纵奇才,否则谁都会有些恐慌、迷惘的罢。而且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工资、房子、待遇……面对时光的流逝,心中纵有对走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憧憬,也被对现实的恐惧冲得所剩无几了罢。
 
一种是“少年想成年”,一种是“成年想少年”。人类就用这两种想来看待时光的流淌。前者是欢喜的盼望,后者是酸苦而无望的幻想。渐渐地欢喜的人觉得了一份酸苦,而又有许多人开始盼望。
 
觉得酸苦的人的年龄似乎在提前,这也许是一种悲哀罢。
感谢当时的班主任没有骂我“丧”,还给了一个A。
 
但这都无所谓了,因为现在已经是看脸的时代。到处都是美女、帅哥。
 
就前天,1217,郑夫子在群里说,你看当年的少帅,现在变成老帅了。
 
然后萨支山就说:“老帅,用东北话念呗,老帅了。”
 
就是这样。咱就撑着。挺住,意味着一切,活着就是胜利。
 
欲说还休,便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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