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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2020,它黑暗吗?

我这一生,光上学就花费了23年,如果说读书,大概还要加上20年。
 
如果你问我,43年来,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当然是批判性思维呀。
 
别看这个词高大上,其实说穿了就一句话:
 
对于任何获得的知识,都要追问它的来源是什么。
 
比如说,朋友圈或群里看到的消息,再燃再爽,公号结尾用再大的字体写“请转发给你的亲人或朋友”
 
第一时间也不是顺手转发,而是去查证它的出处是什么,有什么依据。
 
再比如说,对于自己当下的情绪,不仅仅沉溺其中,而是尝试追问一下:
 
它是怎么来的?
 
被谁影响的?
 
它真实吗?
 
如果引发这种情绪的信息被改变/消失了,情绪会平复吗?
 
这种情绪对我的生活有何影响?
 
如果需要,我可以摆脱这种情绪吗?
 
……
 
年末,大家都在说:2020,是异常黑暗的一年。
 
如果我在这里说“不黑暗”,是不是不用别人动手,自己就会把自己喷死?
 
“2020给了你多少钱,你要帮它洗?”
 
那可能我就沉默了。何必呢,大过节的,你们说黑暗就黑暗吧。
 
这就是典型的2020,不是吗?每当你要说点儿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话。
 
你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刚刚目睹的撕咬,站队,分裂,消失。
 
2020,任何讨论似乎都是“内卷”,没有意义,没有推进,没有启悟,只有猜疑链,气氛组,饭圈。
 
于我而言,这是2020最黑暗的一面。
 
最后一天,我还要想说两句。
 
对于那些被时代的尘埃砸中的人来说,这当然是异常黑暗的一年。
 
我不想再罗列他们的苦难,只能希望他们尽快能度过这一劫,依靠时间来平仓悲伤。
 
至于我自己,
 
2020年,我出(含编)了5本书,去过13个城市,上了N次网课,;
 
我还没有感染新冠,也没有被集中隔离过;
 
我没有租蛋壳公寓,不急着在年底换车,大概率不会在2021体验离婚冷静期;
 
我想说我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幸存者偏差”是一定存在的。
 
如果没有网络,没有信息,是不是我就不会感受到那么多的苦难与暗黑?
 
还有那无边的戾气……
 
 
以及连《乐队的夏天》和《脱口秀大会》都拯救不了的难过,连它们自己都自身难保,会被举报。
 
我真的不敢说别人是怎么样的,我只是清理了我自己的情绪。
 
或许我不会用“黑暗”来描述我感受到的2020。
 
我的年份关键词,是“真实”。
 
我对生活、社会和人群的误解,都被2020打碎了。
 
同时,我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又有了全新的体会。
 
更有意思的是,我又陷入了新的误解。
 
我以为经历过李医生,封闭期,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惘惘的威胁”,
 
大家会形成一些新的动态共识,会将生活变得简单一点,
 
毕竟,疫情还看不到终点,威胁常在,共存,是不是应该“睇化小小”?(不懂的同学自行搜索,找不到更合适的词)
 
但好象并不是这样……
 
所以,人最怕就是以己度人。随时要调整自己,面对真实。
 
这,也是一种批判性思维。
 
“调整自己,面对真实”,这是我送给自己和你的话。
 
在2020年最后一天。
 
 
我还翻出了2003年的一篇文章。
 
朋友们,一定要记录下你的所思所想哪,
 
不过十多年之后,你都不会记得你当时看到了什么,又在想些什么。
 
放最后两段吧,感觉还不过时。(该哭吗?)
 
我并不反对全民动员,防治非典。不过就我所闻所见,防非典多少有些过敏了。机场车站进出不测体温是不对的,但对一个疫区来客一天内测八次体温就没有必要(有一个例子,是湖南卫视的王牌主持人何炅)。有一个人公开说中国对待非典反应过敏,他是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何大一。但是马上有人发表评论,说他是在为他的爱滋病研究争地位。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也说了句,毕竟染病的只有6000人,而中国有13亿人。可是横滨市长马上就宣布抵制东亚四强赛,只允许举办日韩友谊赛,他们拒绝中国及中国香港的球员。
 
也怪不得日本人。报上说,在香河基地封训的中国足球队邀请天津泰达队来踢一场热身赛。天津队提出上午来,吃一顿午饭再比赛。香河基地拒绝了这一要求,宁可让中国队去天津比赛。是从疫区来一队人马危险大,还是拉一队人马出去危险大?这不是问题,关键是香河基地可以不为此举承担任何责任。就像我们从大连飞武汉,经停天津。天津机场把我们拉到机场去测了一遍体温,再运回机上。在大连机场已经测过体温的旅客,是留在机上不动危险大,还是到机场溜达一圈危险大?这也不是问题,关键是天津机场要证明这批旅客在俺们这儿是没问题的。
 
如今非典疫情省份只有三个了,可这样的笑话还在制造。听说清华有位教授被上海邀请去开会,告诉他不用隔离,测一下体温就行了。但是他不敢去,因为回来后要隔离十天。为什么从疫区到非疫区不用隔离,从非疫区到疫区反而要隔离?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有一阵子网上讨论非典时期读什么书。聪明人都能想到这两本:加缪的《鼠疫》和孔飞力的《叫魂》。前者记载了瘟疫蔓延的城市中苦苦挣扎的心灵史,后者则剖析谣言和传闻对一个社群或地区的影响流程。还有人想到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我自己在流亡的日子里,每每想起的是一本更古旧的书:《十日谈》。在我早前的阅读中,佛罗伦萨的大瘟疫只是一个引子,一个让十位青年男女聚在一起无所事事大讲故事的绝妙借口。而今想起来,这些灾难的幸存者们,借着讲故事消遣的机会,拼命回忆着城市的繁华,市井的笑话,往日的荣光,藉以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些故事,放在这场瘟疫的大背景下,是多么令人黯然。
 
我又翻开了这本书,看见人们面对大瘟疫的不同态度。有人纵欲狂欢,有人清心寡欲,有人一天到晚拿着花朵或香料,好让自己闻不见尸体的气味,有人逃离城市,认为这样才能躲过末日的惩罚。到后来,“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居,谁都不管谁的事;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太阳底下仍然是没有新鲜事,历史只是一次一次的重演。这许多的灾难啊,其结果真的就像卜伽丘说的:
 
“这些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却并没个个都死,也并没全都逃出了这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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