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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元周记》?

大家好,果然每次荐完书后就会觉得很沮丧,觉得好书那么多,何必要仅仅局限在自己的这本书上。但是关于《元周记》还是可以讲一讲的,我前天接受了《第一财经》的采访(下周五推出),大家也写了不少短评,加上我的前言后记,我觉得大家大概已经基本明白了这本书是怎样写的。包括像今天淑婵写的那篇书评也挺好玩:她会找到几个点,跟她自己的生活建立一种联系,这是我特别想看到的一个结果。因为对于民元的历史,不可能每个人都熟悉或者感兴趣,我的创作初衷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很多问题在一百年前就存在,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所以如果大家能够从这本书中照到现实生活的影子,就是最好的阅读方式——但它又不应该只是那种简单的影射或者联想,那样就像我写一篇时评去借古讽今没有什么区别,又变成了一种碎片化的知识,作为作者来说,肯定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那样就像我写一篇时评去借古讽今没有什么区别,又变成了一种碎片化的知识,作为作者来说,肯定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今天我们关起门来,在群里说这件事,有一些小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如写这本书最初的动因是什么?这事儿我要拉得长一点,拉到1995年——在座可能好多人1995年还没有出生或者刚刚出生——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分到《羊城晚报》当编辑,在当编辑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认知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你在媒体的时候,你收到的信息可能比一般的公众要多,但实际上过多的信息造成你的局限和闭塞,可能也更加厉害。在座有好几位,绿茶也好,明扬也好,都是当过媒体编辑的——我指的是那种直接面对公众的媒体,当然图书编辑更多了——媒体工作者们应该会非常认同这一点。就像1995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新人,每天必须要看18份本地的、全国的所有报纸,这种要求的用意,本来是要比较不同媒体对于同一新闻报道方法的区别,从中寻找出我们自己的道路。但是看了两年多,等到我辞了职去考研,我大概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办法看报纸,看伤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是:跟着媒体去看世界的时候,其实有好多事情你是完全被遮住的。我看在豆瓣上的书评里有人提到说《元周记》这本书挺可惜一点的是,如果某个事件再继续追下去、深入下去就好了。但其实如果你在媒体工作过就知道,当你通过一个媒体想象世界的时候,你是追不下去的。比如1995年,当时还没有都市报出现,《羊城晚报》算是国内特别关注民生和社会的一份报纸,当年它的广告收入应该是在全国排第一的,发行量大概仅次于《新民晚报》。第二,那还是一个晚报的时代。那一年广州人突然感到猪肉变贵了,变少了,吃不起了,作为报纸来说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我们的猪肉供应是怎么回事?因为广东本身产猪量很少,大量的猪是四川和湖南供应过来的,他们都需要从湖南直接运输到广东,于是《羊城晚报》派出最精干的记者去追踪这些猪车。比如从湖南开始,从土城老家岳阳开始,一直追下来看看猪车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发现,这个猪车在路上遭到无数的关卡,各种各样的刁难和伤害,包括有些人专门开着摩托车跟着车,用绑着刀的竹竿把猪捅死,捅死以后没办法往广东运,只能就地处理;或者你出一笔买路钱,让他不要来捅你的猪,等等。
▲1995年,当时还没有都市报出现,《羊城晚报》算是国内特别关注民生和社会的一份报纸,当年它的广告收入应该是在全国排第一的,发行量大概仅次于《新民晚报》。
 
当时看了这些报道也很刺激,反响也特别大。但现在回想起来,到底这些报道,对你理解生猪供应的链条,或者我们平时的食品来源,会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它会提供一个想象,但这个想象是否真实却无法衡量,你面对的问题,就是最近的猪肉供应少了,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等多久。你还是没办法理解到底这个机制是什么,比如说广东从什么时候开始猪肉的供应量跟不上需要,只能靠外省支援,比如这个支援量有多大,支援的环节又如何。这样一些事情都会在你的生活中产生波澜,让你觉得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但其实你通过媒体报道,很难追到这个问题的源头。包括今年的疫情,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最初的零号病例从哪里来的,你每天看很多信息,看很多流调,但其实背后的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这就是现代社会、媒体社会的一个特点。
 
所以当我面对1912年这个书写课题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意把自己设计成一个读者:如果我是一个依靠《申报》建立对世界和社会想象的读者的话,我能看到什么?我能够理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基本上把自己限制在这样一个范围当中。
▲如果我是一个依靠《申报》建立对世界和社会想象的读者的话,我能看到什么?我能够理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基本上把自己限制在这样一个范围当中。
 
从1995年之后又过了十多年,我也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开始我自己研究之路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研究,在一开始要做的,就是自我限制。当然有些自我限制可能是不自觉的、不自知的,比如你是学古代的,你可能把自己的材料限制在古代。刚才凤梨评论《郭初阳的语文课》也提到一点,就是你最后能不能返回语境的问题。返回语境,很多时候是需要你的兴趣、材料来作为支撑的,但是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首先就是学科的限制,很多人做古代研究就不关注现当代,或者做现当代的就不关注古代,或者我是做文学的就不关注历史、不关注经济等等,这些先天地给了你一个研究的限制,这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要不要在这些限制之外,做一个自我的框定?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自我限制就是一种研究的思路。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鲁迅研究,特别典型。鲁迅经过很多年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以后,现在我们基本上连鲁迅哪一天在干什么都清清楚楚。因此我们现在看鲁迅,他已经是一个被我们全方位“网暴”出来后的人物,可以说他已经是一个透明人。因为我们现在对鲁迅的理解,跟他的同时代人只能通过他的报刊、文章或者他出版的文集来理解鲁迅,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鲁迅经过很多年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以后,现在我们基本上连鲁迅哪一天在干什么都清清楚楚。
 
因此研究的准备,首先就是自我限制,你怎样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状态当中。一方面是自我限制的研究准备,另一方面涉及到我个人的一个追求。我那天也在反思,因为白水他们提到这些年来,从《话题》《野史记》《说史记》《早读过了》等等下来,到底我自己的追求是什么?我不能说特色——特色不特色也不是自己说的。我自我总结,从关注点来说,我肯定是更追求叙事。关注历史,不止是关注事实本身,而是要关注怎样把它讲出来,有的时候“怎么讲”比“讲什么”更重要。在叙事的追求当中,我又有一个思路,我要反套路,我不愿意去写别人写过的东西。我记得有一个读者看到《元周记》,他很热心地从市场角度给我一个建议,说你把现场叙事和历史叙事放在一起,又搞成竖排,你不觉得会增加别人的阅读难度吗?其实你把它分成两本书更好,或者你就老老实实地讲历史就好了。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也可以写成一部用全知视角探讨民元历史的书,也不见得不好看,也不见得没有读者。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其实叙事方式,本身是一种作者的追求,刚才说到网络小说,网络小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虽然我自己也在看网络小说,很多时候也看的很高兴、很爽)就是限于平台和读者的制约,网络小说一直不太敢使用各种各样的叙事方法,它不敢做加法,讲法一定是平铺直叙、单线叙事和全知视角,偶尔出现双线,但是很快就要改回去。至于现代小说常用的蒙太奇、倒叙、散乱叙事,网络小说几乎不敢使用,因为作者和平台都怕读者流失。这是网络小说在叙事技术上无法对文学有所贡献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们现在很得意,宣传什么“网文出海”、网文怎么成为中国代表性的文化,但是它不可能在叙事技术层面,对小说这门行当有任何的增益。
 
现在的人越来越懒,懒到把一个馍嚼好吐给我,我才愿意吃的程度,所以如果将《元周记》的写法变得简单,对它的市场阅读可能会有好处,但我回想自己的叙事初衷,恰恰是更想追求一种复调的叙事,希望能够用不同的文体提供读者一个氛围性的解读,无论是通过回到现场也好,把当下代入历史也好。
▲现在的人越来越懒,懒到把一个馍嚼好吐给我,我才愿意吃的程度,所以如果将《元周记》的写法变得简单,……
 
大家知道我这两年在研究汪曾祺,其实研究汪曾祺跟写历史之间是有共通点的。我总结了一下我写历史的时候有哪些特别在意的地方,大概有三个点是非常有意识去呈现的。
 
第一点是小人物。我不管写什么,一定关注小人物的感受和小人物的经历,而不全是所谓的精英人物。即使是书写精英人物,我也更关注他的日常方面和他的“非英雄状态”。
 
第二点是细节。细节特别抓人,比如两个人相遇,你就这么写两个人的相遇是不够吸引人的。如果你抓住这两个人相遇的细节,就会特别吸引人。比如在写《民国了》的时候,我抄了一段大通学堂的学生描述他们第一次见到秋瑾时的感受,我觉得那段特别好,因为那是从当时学生的角度来描写秋瑾的穿着打扮和神态,而不是我们后来塑造烈士形象的那种形容。
 
第三点是现场想象。魔菇也在书评里提到过,就是怎么去假装自己在现场。这不是完全没有任何依据去凭空想象的,你需要用想象去缝合所有的史料,把这些东西拿进来,让它变得合理。当然是不是合理,需要作者做一个判断,也需要读者认可,但至少你要努力做到让想象变得合理,让它既是言之有据的,又不是把材料堆砌在那里就算完的。
 
所以《元周记》里面竖行的叙事,其实是在做一种有点“破格”的努力,为什么这本书在版权页被归到“长篇小说”里面,很大程度是因为有这种叙事。但这破格的叙事,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当我写的时候,我会感到我就在现场,在体会当时人的喜怒哀乐,在体会每一个细节,包括他们在吃什么、想什么。
▲网站Brilliant Maps上的一张线路地图,从俄罗斯马加丹到南非开普敦,长度22387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不间断步行线路。如果一天走8个小时,每天走40公里,需要562天才能完成整个旅程。我计划依此路线,在Google Earth上完成一次「虚拟步行」,同时记录下我在旅途的见闻。——邱小石(图文摘录自微信公众号“读易洞”)
 
刚才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给我很大的影响,比如他反复强调沈从文说的那句话“要贴到人物写”,“贴到人物写”就是去感知与想象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历程等等,比如我写《宗社党人》,也是要去体会他们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原型大概是穆儒丐。穆儒丐就是这么一个倒霉的满洲贵族,1912年的时候他正好在日本留学,回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国家已经没了,从此以后他就陷入到一种很诡异的心理状态,一直到最后他到沈阳,变成了日占区的报社编辑。他对民国的抱怨、对旗人处境的不满,一定会在他内心呈现出来的。我会去体会穆儒丐这种心态,在书写《宗社党人》时将它移植到这上面来。
 
第二句话是汪曾祺喜欢说的“气氛即人物”,把气氛写出来,人物就能凸显出来。当然《元周记》不是真正的纯小说,所以这方面不可能做太长的书写,但至少我在努力地希望在我的写作叙述中,能够呈现出这种氛围,所以有时候会在书写事件如何发展之外,有一些闲笔,这些闲笔的好处是能够让你在阅读的时候停下来,去感知周边的氛围。这包括对语言的处理,比如强行模仿当时的方言;或例如有一篇写在总统府门口大家的抗议,我会把他们分成到底哪些省的人在做抗议,他们各自有什么不同的诉求,他们为什么会认为理所应当得到上面的关注等等,这些心态其实从古到今,所有上访者都有。所以当你把角色当成独立的个体在想象和书写的时候,他已经不再仅仅属于1912年那个时代,他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相关,或者说当你在想象中成为那样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做出那样的行为举止。
 
还有一点,我在群里已经说过了,如果有人愿意参与的话,我想再开启一个读年的过程——但是读哪一年还可以再讨论,因为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如果大家愿意跟我一起,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解剖的过程。首先基本年份的史料和主干你肯定要先知道,因为你必须知道这一年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里面旁逸斜出的,是每个人面对不同事情、每个领域要面对不同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每个人的经历和心态。我觉得这是可以在阅读当中,把这一过程重新展现一遍的,我们换一个年份,看看能够做什么东西。
 
就先说这些,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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