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景凋年，曾经扪心自问：如果有得选，可以将这个庚子年从生命中抹去，你会愿意吗?

 

想来想去，还是选了“否”。

 

回想己亥年末，对接下来的庚子年，是铆足了劲儿。2020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赶趟儿，早早在年前就交了两部书稿，又跟朋友设计在元宵节汪先生冥寿，做一场从下午到晚上的马拉松作品朗诵活动。当然，本来也少不得3月5日阳历冥寿在江苏高邮的研讨活动。

 

2020年还是我参与创办的阅读邻居读书会的“读城年”。为此我们也是策划良久，设计了六座城市，分别作为中国史上的城市代表：西安、洛阳、扬州、杭州、泉州、北京。最早的一场定在四月初去扬州。同去的读友团已经组建成功，设计了路线图，连所需费用都已交齐。我还买了一大堆有关的城市资料。

 

自然，后来不是烟花三月下扬州，而是烟花三月难下楼，天天去小区门口拿快递，隔着一道高高的铁栏杆。

应该说，像我这样，已经很幸运了。师友中有滞留在国外不得归的，天天刷机票；也有今年老人逝世的，住院的，生小孩的，毕业的，就业的，各种兵荒马乱。总之，凡庚子年家有大事者，都平凭了多少麻烦。相比之下，真合了那付老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可惜被关在家里上网课的神兽不肯读书，镇日无聊镇日闲，生出许多闲气。好在，只是闲气。

 

记得2020年2月1日那天，平原老师在“论文衡史”公号上发了一篇2003年的旧文，新撰的按语是勉励学生们“关心国事，但不必整天看/传小道消息，那样会加剧郁闷的。除了力所能及的公益及自保，尽快平静心情，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读书或撰写博士论文）。吸取我们这一代教训，或三月或两年或十年，不断激动、惶恐与埋怨，等到事情过去了，发现自己一事无成”。

 

我听了老师的话，天天强迫自己在家里对着电脑屏幕，主要是打磨自己的几本新书。6月《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出版，8月《拾读汪曾祺》出版。

 

等到七八月天气暖和，疫情也有所缓和，想不到居然又能踏出北京，去上海参加全国书展，去高邮主持读书会，十月去杭州开学会年会，十一月还去了北海与贵阳、四川参会。“2020年会围着汪曾祺打转”的预言，终于还是部分实现了。到年末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汪曾祺百年书画展”，我忝列编委的《汪曾祺别集》20册也全部出齐，总算为“汪曾祺年”划上了一个句号。

 

在疫情期间研读汪曾祺，有一种奇特的不真实感。不是汪曾祺不真实，而是现实显得不真实。2020年，我与徐强、李建新二位合写《汪曾祺1000事》，用叙事的方式解读汪先生的一生，史文交织，似乎慢慢体味出了以前总在引用的“气氛即人物”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样的环境，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人物。反过来，不理解环境，也就无法理解环境中的人物。返观这个庚子年，倒似乎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三体》中的小宇宙。懂中国的不懂美国，懂湖北的不懂上海，懂北方的不懂南方。大家各活各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鲁迅），所以这是异常缺乏发言欲望的一年。不是麻木或冷漠，而是痛感自己的无知：我对生活、社会和人群的误解，都被2020打碎了。同时，我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又有了全新的体会。在年末出版的新书《元周记》中，我记录了1912年的瘟疫，还有一位国人在《申报》上的感言：“我中华民国，卫生智识不知何日能发达，检疫之举，并关国权，又不知何日能如各国之设备周密也。”108年后，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大疫充当了一针试剂。

 

年末回首，庚子年有着巨大的“丰富的痛苦”，悲欣交集，苦乐叠加。突然又会想起汪曾祺在《跑警报》最末的那段话：

 

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2021，继续皮实。

原载《北京青年报》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