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杨早 > 杨早说书房:书房是我兴趣与研究的具象化

杨早说书房:书房是我兴趣与研究的具象化

绿茶按|和杨早虽然是邻居,但去他家的次数并不多,总想着随时可以去。疫情期间哪儿都去不了,所以去杨早家书房坐坐,顺便听他聊聊自己的书房日常。这么多年和他一起做读书会,发起很多阅读活动,等坐下来正经聊读书时,反而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聊起……
 
杨早书房
 
反套路写作与谱系化阅读
 
口述 | 杨早 撰文 | 绿茶
 
很幸运和杨早住同一个小区,于是,我们在小区里的书店读易洞联合书店主人邱小石发起阅读邻居读书会,十多年来,每月举办一期读书会,也因此吸引了很多书友常年和我们一起读书。基于读书会的阅读社交,是这些年来最重要的收获。我们读书会提倡谱系化阅读,倡议读书会成员,自觉养成阅读闭环(阅读-思考-表达-写作),多年来,每个人都从这样的阅读和输出中获得提升,并深深爱上阅读。
 
我们三位创始人经常在一起探讨阅读书目和主题,每回总是杨早说服我们,选读他推荐的书。对于阅读,杨早有一套非常清晰的路径,并且通过这个路径,抵达阅读深层价值。正如他的研究一样,在主题明确之后,他会把所有阅读引向主题相关中来,构成另一种谱系的阅读格局。
 
杨早书房面积不大,但相对独立,在有限空间内,有好几个显示屏,横着竖着,杨早坐在电脑前,像个电台DJ一样,同时兼顾着好几个“频道”,一台电脑开着正在参考的论文,另一台电脑正下着电影,还有一台则播放着音乐,同时开着微信电脑端。
杨早说自己有强烈的好奇心,不管是阅读还是写作,总希望“反套路”,不想做别人做过的事情。
 
这几年,杨早创作产量惊人,既规划和创作着大部头“清末三书”和“民初三书”,同时应对时效,研究和创作了《拾读汪曾祺》,参与主编了《汪曾祺别集》等。最新作品《早生贵子》涉足童书领域。同时应多家音频平台之请,开设了《简说中国史》《简说中国人》等音频课程。三头六臂,四面开花。
 
这种种成果缘于书房里的日常阅读。今天,我们走进杨早书房,看看他书房里到底有什么秘密武器,可以让人在知识海洋里,获得充分的愉悦和充实。
杨早的阅读角 | 绿茶 绘
 
绿茶:您的阅读启蒙源自何时?对您以后的阅读人生和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杨早:小时候,能看的东西不多,基本上是有什么看什么。小学时除了在书摊上看《三国演义》《西游记》《丁丁历险记》等连环画,“字书”看的就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飞龙全传》《兴唐传》《李自成》等,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白皮本鲁迅作品集。
那时几乎每家识字人家都有几本鲁迅的小册子
 
上了初中,有了一点零花钱,看的比较多的是从书摊上租来的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陈青云、柳残阳、云中岳、曹若冰,什么都看。这项阅读开拓了我对通俗文学的认识,到现在我也从来不拒绝阅读与研究俗文学。但小时候看这种东西,经常会遭到家长或老师的批评,当时的心态就是惭愧兼不服气。后来,金庸得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认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也开始寻找阅读通俗作品的合法性证明,证明阅读通俗文学并不是没有价值的,这也养成了我的一种眼光:再俗再烂的作品,换一种读法,也有它的文化内涵与学术意义。
随便举个不太常见的曹若冰作品
 
高中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全集》,主要是前八卷,杂文和小说。到现在依然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还是鲁迅和汪曾祺。我觉得阅读可以是间接的,像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汪曾祺对古典的现代性解析。这种读法对人的滋养不太一样。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好的转化,通过读他们作品来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滋养,也是很好的一条路径,亲近古典的同时又能结合现实。
 
我的语言训练来自鲁迅、汪曾祺和金庸,还有王小波。这几个人都是语言高手,从他们作品中,学习怎样简练,怎样文白交杂,怎样有效的表达以与读者共鸣。经常读他们的作品,会有洗涤一下的感觉。现在的很多写作,废话太多,如何保持语言的纯粹和有效,经常读他们几位的作品,是很有帮助的。
《汪曾祺别集》是最适合阅读的汪曾祺作品集,没有之一
同意李建新所言:这是为了“报恩”编的一套书
 
上大学后,虽然念的是中文系,但我基本是一个哲学爱好者。那时候年轻,比较喜欢思考一些大问题,像“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这种。那时候,很容易把世界想成一个整体。从哲学入手,就很容易进入这种大的体系中去。
 
我念的中山大学几位老师辈学者,如陈少明、单世联,他们编了一本书叫《被解释的传统》,这本书对我影响挺大。书中说,传统就像河流一样,河床是不变的,但河流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候会溢出,有时候会枯竭。所以,我们审视传统时,一定要有“变和不变”的眼光与分寸。就像我们现在弘扬传统文化,你再强调传统文化,也不可能去弘扬裹小脚,对吧?
我为这本书写过书评
 
绿茶:您的阅读和学业都是偏文学的,后来怎么转向历史,并锁定近代史研究的?
 
杨早:工作以后,要解决的问题就不再是宏大的问题,反而是细碎的问题。当时我在《羊城晚报》当编辑,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转向喜欢历史。历史的好玩之处是打破我们原来的很多预设,让我们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时,不会震惊,而是可以理解。比如,我们读《世说新语》,会觉得那里的人潇洒、飘逸,过得很惬意。但真正读魏晋时期历史,会发现真实历史中的很多人龌龊得不得了。
 
所有的历史都是不完整的,不管历史叙事者是不是有心造假,都会根据自己的立场与利益来选择说哪些东西,不说哪些东西。我的写作,跟专业历史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有些事情纯粹用历史研究的眼光去看,没办法复原的,也无法提供现场感。而文学可以提供一些想象,这些想象在专业历史学者看来,可能是不能用于历史研究的。但文学的加入,可以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而不只是干巴巴的材料。
 
工作两年后,辞职考研,硕士、博士都在北大陈平原教授门下,自然就比较关注近代。转了一大圈我发现,研究文学的人只谈文学,是有问题的——我们做任何研究,就不能只关注单一学科。比如文学,就不可能只关注文本和作家,而必须要去理解文本与作家背后的时代。我很受微观史学影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小人物视角和细节,这是两块最重要的抓手。我们要去追索历史中的细节,关注那些不被关注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反套路”。我不爱做别人做过的东西,不管是主题还是研究方法。我一直在选择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希望做的事情,没有别人做过。之前写的《野史记》《说史记》等,既不是学院派思路,也不是通俗写史的思路。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打开视野与激发想象力方面作用甚大,不过,要入而能出方好
 
学历史,往往会不断的往前追。而且,越往前面越好讲,因为前面的历史相对清晰,越近代的历史越复杂。我为什么要停在近代史呢,因为这段历史空隙特别大,细节特别多,近代材料特别多,多到你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全局的明细判断。所以,近代史学者能做的就是拼图。你做一块,我做一块,慢慢拼起来。
 
我选书和读书也是如此,关注这本书有没有拼图意义,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地方。比如,做鲁迅研究,一定要弄清楚鲁迅的经济来源,要弄清楚经济来源,还得去了解当时的版税制度,当时的物价,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逻辑等等。不管研究哪个作家,最终我们要理解这个作家所处的时代,而要理解他的时代,就是一个巨大的拼图工程。
 
我经常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国不缺研究型的学者,缺的是传播型的学者”。我自觉不自觉在选择后一种道路。
 
绿茶:读你的多部历史作品,像读小说一样有趣。你怎么定义自己的作品,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想象?
 
杨早:历史和小说不一样。我一直不想写小说,虽然我的《民国了》和《元周记》在出版时,被分类归为“长篇小说”,但我觉得,写小说需要一种更特殊的能力和功力。包括钱钟书的《围城》,我一直认为不是成功的小说,有趣,但并不能说是好小说。我写东西,希望有一个抓手。希望有真实的人物、事件与细节可以触碰,在这个基础上再建立想象。历史里面很多事情和人物已经足够惊悚和精彩,我只需要把这些历史,通过丰富的细节加以还原,其精彩程度自然就不亚于小说。
 
绿茶:这应该就是你的“反套路写作”吧。还会继续沿着这个“反套路的套路”写下去吗?
 
杨早:是的,决定继续往下做。《民国了》写一九一一年,《元周记》是一九一二年,准备再写一本一九一七年,这是启蒙前期,五四源头,合成一套“民初三书”。接着还想写一套“清末三书”,分别写一九零五年,一九零七年和一九零九年。一九零五年主要用《京话日报》做资料;一九零七年则用我高祖杨芾的日记和我自己去东京的踏访;一九零九,还没想好用什么资料。
 
清末民初,一九零五到一九一七,是近世中国非常重要的转型期,我试图用这六本书,作为我对清末民初的拼图和想象。接下来的十年,应该基本上就做这个事情。
《京话日报》合订本
 
绿茶:清以前,你还对哪个朝代有兴趣?
 
杨早:我其实不是单纯对哪个朝代感兴趣,而是对不同朝代中的某些历史感兴趣。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上下两部,上部就是按朝代,下部就分为婚姻、制度、军事等类别来讲。我比较关注历史中的法律、教育、市民生活、物质文化等几个类别。但是这一类著作相对较少,所以需要去爬梳。我买书的时候也特别关注有没有这些我喜欢的类别。我不太在意皇家和贵族的思想行为,反而比较关心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
《吕著中国通史》值得单独插讲一笔
 
我是从一个学管理的朋友书架上首次看到这个版本
 
用一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访谈录》跟他换来
 
在《读书》上发的第一篇短书评也是评此书
 
6月22日在文学所听平原师讲座
 
对此书体例评价甚高,如遇故人
 
绿茶:关注底层百姓生活,那你是不是很在意地方志中呈现的历史?
 
杨早:当然,历史是有等级的。一国、一省、一乡,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地方史藏在各种地方志中,有丰富的底层生活细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主要从地方志入手,书写山东郯城小人物的命运。我去任何地方,都会去找当地的方志,了解当地的历史资料。长期关注的有祖辈所居的高邮,我老家富顺等。还有一些我去过的地方,也会有所关注。比如不久前去安顺,就对那里的地方志很有兴趣,收集了一些。
 
对于地方史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很不够的,尤其是能转化为著述的,更少。这方面,海外汉学家相较于我们学界,做出了更有效的研究,像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罗威廉的《汉口》等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他们能把地方史做成一个具有普世性的历史命题,成为一个缩影,这样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绿茶:在您的研究中,史料取舍上有什么独到的方法吗?
 
杨早:我最关注报纸资料。对报纸的看重,远远大于档案材料。两者同是最原始的一手材料,但报纸即印即出,比较少机会受到“污染”。而且,档案主要是事情的描述,缺乏细节和人。我更关注人是怎么想的,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样。使用日记时,最好多参考别人的日记,同时参照别的史料,才能从中找出相对客观的表述。日记的好处是反映了心态,讲了什么和不讲什么,都有心态的成分。当然,怎么使用日记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拓展。我写1917年,就打算更多使用不同人的日记。当然,年谱、书信这些也是必要的,有时候,为了日记、年谱、书信,还不得不买一些人的全集。
杨早书房一角
 
绿茶:最后,谈谈您的书房体系吧,您如何构建自己的书房?
 
杨早:书房的构建,是主人精心铺设的阅读路径,通向自己想抵达的境界。首先要确定你想在书房里做什么;其次是怎么去建构;而后是怎样规范和优化,这样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书房体系。我的书房,基本上是我的兴趣与研究路径的延伸,由问题驱动,顺应时势,尽量围绕当下的研究,把相关书籍都引向当下主题中来。
 
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困境是要处理海量的书籍与信息,如果没有自己特定的范畴,面对这样一个出版环境,选择是非常之难的——早期成长的年代还没有那么难,那时候,基本上是书店进什么书,我们就读什么书,可以说,书店担负了规范我们阅读的角色。我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像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学而优书店等,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阅读。那时候,只有去中区邮局才能买到《读书》杂志,去晚了就买不到。《读书》杂志里提到的书,就构成了我们的阅读体系,像徐友渔、布罗代尔,这些人的书都是那时候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
 
后来在北大,买书主要是周边的书店,风入松书店、万圣书园、国林风书店,海淀图书城,还有地坛书市、潘家园等,那时我住在北大校外,搬过很多次家,书都不敢开箱,除了床,出租屋内其他地方都是书箱。现在更多依赖网上买书,电商、孔网、布衣等。同时,合理清书也是书房必要的动作,一年内不会用到或阅读的书,我会果断清理,给日益拥挤的书房腾出空间。
书房主人:杨早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硕士,中山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阅读邻居读书会联合创始人。主持公号“早就说过”“杨早讲史”“早茶夜读”等。
 
著有《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野史记》《说史记》《早读过了》《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拾读汪曾祺》《元周记》《早生贵子》等,参编《话题》系列十年》《沈从文集》《汪曾祺集》《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汪曾祺别集》,译著有《合肥四姊妹》。



推荐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