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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选读01:端方之死

端方之死

    民初社会传闻:端方花了四十万两白银买得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一职。这未免太小看端方的智商了。端方因两宫葬礼时派人摄影被罢斥后,急谋起复是事实,但他难道不知道,各地保路风潮如火如荼,此时督办路事,是一块烫手山芋?

    端方在京未发时,自5月起,就一再上奏,希望朝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又恳电沿各督抚,请“务须和平,勿专制强硬,以致激变”。

    629日,拖延已久的端大臣队伍终于离开北京。因为怀着极大的疑惧之情,端方走走停停,还跑去彰德洹上跟袁世凯“商榷要政”,而且他还对记者说,此去“如无妥善办法,即拟辞职”——跟四川袍哥一样,端方也在铺后路。

本来自北京到武汉火车只需一日,端方生生拖到74日才到武汉。据《申报》报道,湖北各官员从端方上月中旬放风说要出京,就屡屡相约往大智门车站迎接,结果屡屡扑空,大概一共白跑了十来次,人人把端方恨得要死。

    在武汉的两个月,端方确实竭尽所能,希望在“朝廷国有”的定策与“铁路商办”的民意之间寻找一条折衷之路。比如他曾派夏寿田返京与邮传部商议,是否将川汉铁路四川段宜昌经万县、重庆至成都的原有路线,改为由潼关经川北保宁府达成都,宁愿从陕西境内绕一下,这样可以朝廷、绅民分别筑路,既满足民意,又不失政府尊严。

    但是内阁与邮传部拒绝了他的建议,路线已经与四国银行团签定协议,改路?那不知又要多花多少口舌工夫?

    好吧,端方于是守在汉阳,只是修修督办大臣公所,找人来绘制路线图,招聘铁路人才。比起其势汹汹的四川绅民,湖北各界对他的态度要好得多,而武汉三镇比起已全面罢市的成都,也要平靖很多。

    而且,他的儿女亲家袁世凯早有信来,要端方在路潮平息之前“宜先驻汉阳,分投委员勘查,步步为营”。后世史家说,如果端方按此行事,纵然在武汉碰上了辛亥首义,多半也不会身首异处。毕竟,瑞澂、张彪,诸多湖北大员一个都没有死。

    然而赵尔丰搞出了成都血案,朝廷严令端方入川查办,端方回奏力辞,朝廷再严令:怕川人武力暴动?给你兵队,而且派楚同号军舰护送入川。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端方几乎每停一处地方,都要向内阁或盛宣怀发电,叹苦经,找后路,巴不得停在宜昌,停在夔州,停在万县,停在重庆,等路潮出个结果再说。

    然而朝廷并没有放过他,不仅连番催促,甚至在武昌事变之后,于116日谕令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将整个四川的重担都压在了他身上。不过,由于武昌事变后电报不通,端方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又当了一回制台大人。

    有史料显示,在知道武昌事变、湖北独立的消息,又有流言传说北京失陷、宣统逃亡之后,端方确曾认真考虑过自己在大变动的四川中的位置。他认为赵尔丰已经失去民心,朝廷又无力控制西陲,按照武昌推举黎元洪的前例,他是否也可以被推举为四川总督,甚至四川独立后的军政府首脑?

    他曾派刘师培等人潜入成都探听消息,但回音很不乐观,据说赵尔丰已经做好准备,端方一到成都,就会被软禁起来,连软禁的地方都预备好了。

    端方更不肯往前走了。而且,入川以来,沿路补给相当困难。端方家丁日后回忆说:“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于是,命运将端方送到了资州,也留在了资州。

    资州离重庆六百多里,距成都四百里,可进可退,而且地面安靖,似乎没有自立军活动,比一路上的滋扰不宁好得多。端方就此住了下来。

    他一路走来,每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派六弟端锦前往演说,表示对所有“匪徒”均不带兵剿赶,愿自行解散者,发与盘费,优给奖励。尔等川人,也莫以为川地坚固,有蜀道之难,现时有机关枪炮,一旦天兵到来,四川如何抵挡?……

    端方家丁说:“每到一处,绅商学界以及匪徒皆悬灯结彩鸣鞭,各户换粘新对,欢迎数十里外,各界感情殷殷。”这不免有点儿往端大臣脸上贴金,地方绅粮自然对钦差大臣还是尽量敷衍,端方在资州,便“天天饮酒宴会”。但群情激昂的四川,如何会因端方片言便解难去纷?端方在重庆通衢遍贴六言安民告示(方便不识字者听人诵读),就被人在每句后面都加了注解: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曾)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不管怎么说,端方绝非满人中的顽固派,川人中也颇有对这位“主抚不主剿”的钦差大臣有好感者,成都方面甚至传来“虽经宣布独立,仍复预备欢迎”的消息。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端方身处大城市,无论武汉、重庆还是成都,他都很可能不死,唯独在资州,没有外敌的压迫,但本地也没有弹压支援的力量,端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从武昌带来的新军第八镇步队一营手中。

    事兆从头上开始。突然有新军去街上的剃头铺剪去发辫,而且一传十,十传百,满街突然行走着已剪辫或未剪辫的武昌新军士兵。不到三个钟头,几乎全标人都剪了辫子。而且这股风潮开始向资州城内与四乡弥漫。

    端方不可能没有感受到这种危险的气氛。下面这段话,有人说是端方主要召集新军的表白,有人说是新军士兵将端方兄弟抓到朝天宫后的对话,但内容大致如此:

端方:我本汉人,姓陶(据说端方有一方印章,上刻“陶方”),投旗才四代,今愿还汉姓如何?

众兵:晚了!

端方:我治军湖北,待兄弟们不薄,此次入川,优待加厚。请各位周全……

众兵:那是私恩,今日之事乃国仇。

至此众士兵大呼: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汉族健儿,理应还鄂,效命疆场。是何端方,巧言蒙蔽,使我辈处于附逆地位。今天公仇为重,不杀你端方决不是炎黄子孙!

其实,端方提出的两项理由,都很有道理。宽以待下,正是黎元洪等旧官僚被拥戴的重要原因,而脱旗返汉,更是辛亥年洗脱种族原罪的重要手段。成都满官签署的《四川满人投降文》中即明确表白:“然清皇摄政二百余秋,我汉人生逢斯时,而胁迫投旗者甚多……今知天命将终,而国祚改易,江山仍还旧主,睹此大局情形,我汉军不得不返旗还汉,原业归宗,何敢爱清室一官,而不念祖宗乎?”明白事理的革命党人也大抵只要求满人投降,而不是大肆屠戮,以安民心。

但是端方所处的情境不同,他倒霉就倒霉在他面对的是一帮无统属无归依的新军下层官兵。国仇云云,多一半只算借口。从最后士兵的大呼可以看出,这支军队,立志要返回武汉参加起义,但当此乱世,如何能稳固新军们起义的决心?如何能保证本标千余人的团结?如何能取得武昌方面的信任?领头的同盟会、共进会成员,必然要借端方这个钦差大臣的人头,当一颗定心丹,也做一张投名状。要说这,也是江湖政治的规则。

是以这位被《申报》称为“满人翘楚”的候补侍郎、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署理四川总督,就被士兵们用指挥刀砍下了头颅。他的尸体装进木棺,棺盖上用粉笔写上“端儿之尸”(四川人蔑称某人即为“某儿”),可能是就地埋葬了。端方兄弟的首级,则被装进两个盛煤油的铁皮桶里,还浸上煤油以防腐烂。

新军次晨即开拔回武昌,沿途每经一地,都将端方兄弟的首级示众。那些绅商民众,看见半个多月前还路过这里并向他们宣讲清廷德音的两位端大人,而今身首异处,浸透煤油的头颅在空中摇晃,不知会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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