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高华老师

张 晖

我试图平静地面对高华老师的离去。然而在接到讣告的第二天，我还是没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跑到洗手间哭了起来。

从听说他病的那天起，这不祥的信息就已经藏匿在每个敬爱他的学生的心里。只是，没有人敢去想这件事。总以为，他那样年轻、那样好，他应该离这一天比其他人更远些，不为别的，只因为他是我们青年时代里明灯一样的人。

自从离开南大之后，我们这群文科基地班的学生似乎都很少和高老师联系。这或许是因为担心我们频繁的问候会打扰了老师养病，或许是因为现实的压力已经把我们变得有些麻木冷漠，但绝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他，恰恰相反，他一直活在同学们心中，而且是最美好的那个部分。

也许，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谁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尽管和高老师分开已经十年了，但我们仍然会学着他的口气说话；尽管在各个城市间迁徙了几千里，他的课堂笔记仍然是不舍得丢掉的那个泛黄的旧本子；尽管不怎么准时，在每个新年里我们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他能够健康地生活和工作。只是在今年，在我忙着处理各种俗务，甚至于根本没意识到新年将至的时候，这不幸的消息突然出现在我的手机上，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甚至不愿意去向任何人求证。直到晚上，我才向我的太太（她也是我的大学同窗）报告这个消息，而她居然也已经知道了。在第一时间，我们谁也没有对谁提起。我没有问她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作为高老师的学生，没有人愿意面对这一天。

然而，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第一次见到高老师，是在1996年的秋天。当时南大在中文、历史、哲学三系中召集学生，成立了文科基地班，我是其中的一个二年级本科生。我记得我们的课表上有一门“中国通史”以代替学校的公共课“中国革命史”。而这门课的下半部分便由高老师和陈蕴倩老师合开。当时的高老师，还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他是少白头，只有三十几岁，头发却是花白的，颇有几分沧桑感。但他的脸色很红润，时常带着孩童的狡黠的微笑。他的声音浑厚悦耳，语调舒缓，说话清晰流畅，中学时代早已听腻的革命史在他口中却变得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诡谲莫测，比听故事还过瘾。他上课时，总是端着一个大茶杯，一手拿着盖子，一手端着杯子，拉开了要喝水的架势却讲得高兴而忘记喝水。学生们也都听得如痴如醉，手头快的同学还能一边笑一边一字不差地记下他的妙语连珠。但他有时候会卖关子，不让我们记笔记，说下面的最好听，谁记笔记他就不讲了。于是，我们只好丢下笔，全神贯注地屏息静听。课间休息时，高老师会抓紧时间站在窗前抽一支烟，后来渐渐熟悉了，他在上课的时候会客气地问一下：“同学们我抽一支烟你们介意吗？”当我们表示没关系的时候，他便站在窗前，一边抽烟一边讲，神情相当惬意。当时我想试着自己从事一些研究，课间常去向高老师讨教如何收集史料的问题，高老师告诉我除了一般图书馆的旧报旧刊外，还应注意档案馆，并指点我南京有个二档馆。于是我遵循老师的指点，去档案馆找寻史料，果然收获颇丰。

高老师只给我们上了半个学期的课，但一下子激发了我们对近代史的兴趣。很多同学从此成为高老师的铁杆粉丝，很快，得知高老师在历史系开讲，我们几位同学就一起去选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高老师开什么课，我们就上什么课。现在想想，我在南京大学本科、硕士一共七年，前后听高老师讲课应该有四、五年。必修或选修的，会完整地听讲，做作业，写论文。旁听的课程，有时三心二意，听两节、逃两节，老师也不以为意。很多课程叫什么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但课程内容无疑都围绕着近代以来的思想、社会、政治。通过这些课程，我系统接受了老师的历史观、价值观，这些观念已经内化为我看待世界的一些基本态度。

九十年代中期，大学还没有扩招。高老师的课上，来来去去一般只有十多个人。老师上课，喜欢安排在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到教室里上一会自修，老师就来了。先闲谈几句，然后再开始授课。闲谈中，高老师要我们翻翻丁易《明代的特务政治》，只是当时并不明白高老师为什么要求我们看《明代的特务政治》。汉学家中，我记得他推崇墨子刻。他喜欢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读的作品之多，往往让中文系的学生惭愧。

因为学生少，师生之间的互动就多。高老师讲到兴头上，往往要我们发表“高见”。他经常会问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他问，同学们（“同学们”三字是高老师的口头禅之一），是否知道延安时期领导吃什么？我们大摇其头之后，他才告诉我们有所谓的分配等级制。他又问我们，大学生会什么要去延安？在我们胡乱猜测之后，才给我们讲述王实味、丁玲的故事，讲延安整风运动中人的痛苦和欲望。后来，他的名著在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仔细阅读之后才发现，原来书中的内容老师大多都给我们讲过。但两相比较，心里总觉得老师讲的似乎远远要比写的精彩，神采飞扬的讲课在变成论述谨严的文字之后，似乎丢失了许多精气神。事后想来，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高老师一直在从事著作的修订完善工作，而在修订的过程中，通过上课来系统讲述一遍，一定有助于自己进一步整理和调整写作的思路。而当时的我们，恰逢其会，有幸先听为快，更在老师系统地讲述中，了解和接受了老师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高老师去世后，很多文章都提到了高老师的史家本色，对于他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表示钦佩。记得1997年电视剧《司马迁》播放的时候，高老师十分爱看。有一次上课说最近在放《司马迁》，同学们看不看啊？我们苦笑，因为当时大学宿舍里没有电视，只有足球赛的时候学校才开放食堂，让大家去围观。老师一听之后，表示很遗憾，一再要求我们去找个电视机。当时《司马迁》的播出时间刚好是晚上的上课时间，为了早点赶回家看电视，高老师这个礼拜提前半小时上课，下个礼拜提前半小时下课，每次都在同学们善意的笑声中急匆匆地赶回家看电视。时间久了，我们发现，高老师对层出不穷的热播电视剧非常熟悉，经常说最近在放什么电视剧。后来才明白，可能看电视，是老师重要的休息方式。

我去中文系念古典文学之后，仍不时去上高老师的课，但毕竟主业不在历史研究，很多时候，和同学再去上课无非念旧。高老师有时开玩笑，说“课你们都听过了，还来干什么呀？”而我也逐渐埋头古书，乐在其中。大概是硕士刚刚入学不久，又去听高老师的课。这一年的课上来了不少新入学的同学，彼此之间不太认识。老师一一熟悉同学们的情况，突然之间，他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有没有去看“思想的境界”？“思想的境界”是当时南大年轻老师李永刚先生个人创办的网站，影响很大。我却一愣，连什么是“思想的境界”都不知道。他叹了一口气，说：“张晖啊，学古典文学的人也要关注当下。”当着很多新同学，我无地自容。高老师的这声叹气从那天起就扎在我的心中，时刻提醒我反思学问的目的何在。后来有一段时间对南大的校史产生兴趣，查阅了一些旧报旧刊，写了一篇习作，高老师专门约我到南大中美中心他的办公室里谈了一次（他当时在中美中心兼课）。总的而言，和高老师的联系慢慢少了。离开南大后，也极少向高老师问安。2005年我太太博士毕业，很想回母校跟高老师做有关新中国文艺建设的相关研究，高老师“理所当然”地为我们出谋划策。现在想来，真是年轻不懂事。有事的时候总是去麻烦老师，没事的时候却又跑得远远的，根本想不起来去看望老师。而老师对学生却总能宽容到极点。

2007年12月初，高老师到北京来治病，和师母一起住在木樨地。傍晚和同学曾诚伉俪一起到宾馆看他。很久不见，高老师给我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我心里既高兴又伤心。听着曾诚和高老师聊天，我在旁边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去吃饭的路有些远，路上高老师和我走在一起，他深知社科院的生存环境，鼓励我要不断努力。突然停顿了一下，说：“北京住长了，容易让人长袖善舞！”我凛然一惊。高老师冲我笑了笑，便岔开话题说起他最近看病的情况。那天我还带去两本老师的著作，请他签名。当时我太太在国外，无法来见老师，高老师遂在题签上把我太太的名字写在了我名字前面，表示对我太太的安慰。他总是这么细心地照顾学生的感情！那天晚上，我又听到高老师熟悉的声音在谈天说地，师母则在一旁提起最近退休的事，不免感慨“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高老师幽了一默：“你登上过历史舞台吗？”我们拊掌大乐。2009年4月，我们大学同学组织了一个毕业十年聚会，邀请了高老师，他当时已在病中，却仍然兴冲冲地来和同学们一起吃饭。可惜我未能赴会，失去和老师再次见面的机会。

想起往事，翻看与高老师的合影，温馨又感伤。“同学们”所熟悉的高老师，并不是一个有很多光环的著名学者，只是一位可以亲近、值得敬爱的师长。我们念书的时候，高老师也还没有成名，家住学校附近，“同学们”经常在超市里碰上他买日用品，在食堂里和他一起排队买馒头。每当这时候，“同学们”往往傻傻地说：“高老师你也吃馒头啊！”高老师则很认真地点点头，像推荐好书一样向我们推荐南苑二食堂的馒头好。师生之间曾经拥有过的那些快乐岁月，不会因为老师的远行而消散。所有的一切，都将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

高老师桃李天下，作为一名最普通的学生，我没有走上治史的道路，无力对老师做出任何学术上的评价。但我知道，高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他以他的才华、学识和人格，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给予我们勇气和信心，继续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勇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