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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一起送别黄永

有朋友说:黄永之去,真成一个时代的落幕终结。


这话是小圈子的自恋吧?从某种意义上,我同意这句话,倒不是黄永本身“带走了一个时代”,而是他应运而生,应劫而亡,他的一生,浓缩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投影。


先说说明天追思会的信息:



24

Jan,2015

向隅而笑:黄永追思会


时间:2015年1月24日(周六),下午3点40入场,4点准时开始

地点:朝阳区崔各庄乡何各庄村一号地艺术园D区 “懒人璃墟餐厅”


时长约2小时30分,包括黄永生前视频、照片播放,朋友们讲述他各阶段乐事糗事八卦事。

交通指引:可以开车,也可乘坐地铁,14号线东段善各庄站转944路既可到达。



2012年12月14日,我和邱小石,在读易洞对黄永进行了五个小时的访谈,有视频,也有文字整理。黄永谈了他的经历,他的工作。视频的部分内容会在追思会上播放。下面放一段访谈节选:


  黄永:刚才说做特刊,2000年又做过一个中国特刊,那个挺好玩的,因为主题是“中国的年轻人”,去找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人,模特、朋克乐队,做那个报道玩儿了一个多月。

  邱小石:你做这种报道,就着你有关系和网络的人找吗?

  黄永:对。连陪作者带陪摄影师,因为是以图片为主的报道,做这个特刊那几个月跟休假一样。

  杨早:他基本能找到圈里最有名的,这倒没问题,但是这些人后来也没有哪个关系能够保持下来的。

  黄永:一个是我这方面,因为我不干了也就没有,当然我也不经营,如果我去经营,比如我离开《时代周刊》,但是我还定期地给人打个电话,保持着来往就可以,但是我也想不起来要跟谁去来往。那几个月舒服,都变成夜生活是工作。

  邱小石:中国的年轻人也是很小众的一部分人吗?

  黄永:也不,我们也去西单文化广场,去滚石迪厅。

  杨早:这样说的话其实是北京的年轻人了?

  黄永:对,其实大多数是北京人。然后去上海跟一个模特,跟了一个礼拜。

  杨早:我发现在西方很多国家来说,首都的知名度大于这个国家,所以它无所谓。

  邱小石:首都的生活就是全国人民向往的生活。

  杨早:或者是比较怪异的生活。

  黄永:或者说集中体现,我有什么北京拍不到,必须要去成都才能拍到的,好象也没有。

  杨早:比如你从大的来说,拍拍农村,肯定不会感兴趣,还是都市的年轻人。

  邱小石:北京来打工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

  杨早:像富顺那种,早上起来年轻人就开始喝茶,喝到中午吃饭,下午打麻将,那种人你不会去拍,那种人北京真没有,没有这环境。而且他有一个预设前提,他就想反映中国的都市化,所以不可能拍那种东西,他也没兴趣。

  邱小石: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这种偏见的东西多吗?重吗?


  黄永: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写的,我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压根儿不管西方、东方、南方、北方,不存在所谓绝对客观的报道,只要是人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有观点,有立场,更不要说你还不是自己写文章,你要为杂志写文章,杂志也有它的读者,有它的观点立场,有它的取舍,就跟记者、跟编辑、跟杂志、跟你的投资方、跟你的股东,都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跟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说,至少西方没有一家媒体弄出来专门给政府唱赞歌的,他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可能有亲政府的,反政府的,或者亲右的、亲左的,亲民主党的,亲共和党的,但不会奥巴马上台之后弄一个媒体专门捧奥巴马,这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没有跟政府站在一个立场上说话的媒体,这是跟中国最大的区别,中国的媒体,并不在于它到底有多不客观,而是说它必须受政府的控制,这是很大的问题。

  杨早:一旦政府说这个事我们要统一口径,它就能统一。政府不说的时候,大家还蛮五花八门。以前也是这样,我做《顺天时报》什么的,都是这样,第一版会站它自己立场,到后面社会新闻,跟编辑关系很大。总会有空间的。

  黄永:所以我觉得客观有时候不是你能追求的东西。我们说独立,无非背后谁出钱,中国报纸作为事业单位的时候,本来就是政府出钱,所以政府对你有要求也没什么不对的,但中国的问题是不允许私人出钱办报纸。但是真正在美国,又有几个说我是私人的报纸?有那种影响力很小的,有社区的,或者有行业的,有地方的,但凡是有影响力的大报,我就给人分析过,美国压根没有所谓你想象当中的独立媒体。原来有,原来美国有两个报纸背后没有财团背景的,一个是《纽约时报》,一个是《华盛顿邮报》,现在《纽约时报》也没有了,因为《纽约时报》跟《国际先驱论坛》合并之后也不独立了,所以现在唯一所谓独立的报纸就是《华盛顿邮报》,它所谓独立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它的编辑群是控制在创办者的家族手里,这个家族本身又说了办报宗旨是给编辑自主权,我只出钱,我不管。

  杨早:但它的好处是任何事情都能找到对立媒体,中国往往是很多事情没办法找到对立媒体,只有一边倒。


  黄永:我以前写东西的时候,比如说ABC就是迪斯尼的,CNN是时代华纳的,美国所有这些大的电视、报纸、平面和电子媒体,都是背后有财团的。但是时代华纳不会跟迪斯尼唱一个腔调的,所以你总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杨早:它有竞争性,它不允许你来做这个竞争,它有太多的空间限制。

  黄永:所以独立也谈不上,在这种前提下……

  杨早:你觉得美国的新闻检查到什么程度?

  黄永:美国没有新闻检查,但是美国有事后的检查体制。除非在非常时期,在战争时期,或者灾害等紧急状态时期以外,它的事后检查是民不举官不纠的。必须要,比如有人说你这个媒体有色情内容,或者有宗教内容,有种族内容,有人提出来他才会去查。

  杨早:你听说过有任何的隐型控制吗?比如说中情局会有人在大的报业集团里面?

  黄永:据我所知没有,除非在非常时期,在非常时期你不需要中情局,在“9.11”之后,有一次我忘了是哪个电视台,请了三个媒体的记者,其中有一个《时代周刊》的,请三个媒体记者做访谈,三个记者说半截话的时候,直接把信号掐了,因为《时代周刊》记者说的不符合主流,但是他们想要表达这种主流声音,直接把信号掐了。你要这么说的话,高欢原来在社科院新闻所,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二战期间美国的战时媒体管制,你看那套东西跟咱们的文革有一拼的,完全一样的,思路、手段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平常,我从来没听说过。

  杨早:它的事后追账会比较麻烦,就是秋后算账这事。

  黄永:一样有,像前段时间特别大的那个案子,是哪个记者,要求那个记者提供消息来源,那个记者拒绝了,最后打到宪法法院,因为宪法有两个是矛盾的,一个是说我保护我的新闻来源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力,但另外一个,当你的新闻对国家安全产生危害的时候你有义务,反正就是两个宪法条文的冲突,最后把那个记者告到宪法法院去,搞得很夸张。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新闻操守,包括好几年前《纽约时报》一个老黑记者编造采访,被揭发以后,他真的这辈子在新闻界不可能再混下去了。

  往下说,对于事实的尊重是不一样的。比如他确实不能摆拍,比如他确实不能说我没有到事发地,我没有采访当事人就来写这个东西,他以事实为基础的东西比国内记者要更诚实。

  杨早:这个是公信力的问题,如果你被人揭发的话,他的风险大,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黄永:但是当他拿到这个事实,以及你从哪个角度去接触那个事实,你找什么样的人采访,你选择听什么样的故事,忽略什么样的故事,这中间都是有取舍的,有立场,有观点。


  杨早:但是表面上总要装出对两方都有采访,两方声音都有呈现,但怎么呈现是有问题的。

  黄永:对。所以我不承认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比如他们为了歪曲而歪曲,或者故意针对某人来歪曲,或者某个国家、或者某件事来歪曲,我觉得这个不存在的。

  杨早:但是会有这种情况,比如他知道读者不喜欢这种文章。

  黄永:一个是读者,另外更要命的是广告商。西方媒体最要命的地方不在中国人所抨击的这些地方,他最要命的地方是商业化,不是读者决定他要怎么写,而是广告商,因为广告商会帮他分析读者,所以他完全信广告商的。

  杨早:这个怎么反映过来?广告商的需求,是什么机制反映到对新闻的控制?

  黄永:我在纽约的时候正好碰到,每个媒体都会有专门负责广告的,他也不是编辑,他是负责广告这块的老板,老总,他直接跟总编沟通,他会去判断哪篇文章,一般不会每篇文章都要发言你怎么写,但是他看到比较重要东西的时候,他会直接跟总编沟通说这个文章如果出来的话,恐怕会影响我们损失掉多少广告费。

  杨早:广告部门会在之前看一遍。

  黄永:对。或者说他会直接说,如果我们发那篇文章的话,我们会得到多少多少。

  邱小石:这个还是非常指向性的,毕竟大部分的时候一个媒体还是多方面的。

  黄永:但是从编辑委员会开始,他脑子里是有一个植根的东西,他一定要考虑。

  杨早:他们自己还是会有一个想法,他的自律和自我阉割意识还是存在的。

  黄永:他是需要考虑到我的广告利益。

  邱小石:但是他的基础还是对事实的尊重。

  杨早:有一些线不能跨越的,我可以决定报不报道,或者怎么样写这个报道。

  邱小石: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跟一般不太了解西方媒体的人沟通的时候,因为看了太多美国电影,好象那些媒体也特别的黑暗,有很多阴谋,其实是对他们国家不是很好价值观的宣扬,反而产生很多误导。因此两边信息不对称的时候,导致我们国内某些辩论不下去,因为事实不清楚。


  黄永:关于媒体这个东西我还没说完,我们接着杨早这个话说,有时候不会给你明确的,不像中国媒体,每天我先看中宣部今儿的讲话,然后从编辑到记者他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指示,但是,《时代周刊》会突然有一个大的精神,说我们不能光守着高级知识分子,我们现在要开发年轻人的市场,有这么一个大的精神下来以后,到了编辑这儿他就会想我怎么去吸引年轻人呢?怎么讨年轻人的好?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编辑委员会又会下到具体的,比如亚洲版,它会请一个亚洲版总编,这个总编完全不靠谱,四十多岁,一天到晚把T恤衫穿到衬衫外头,外交官子弟,在亚洲四处混,吸毒啊,他会找这么一个主编来,他就说我们要改风格。这个主编来了以后他确实会给再下面的,比如驻京记者,他会给驻京记者一种印象,我怎么讨好这个主编,我怎么能够把我想写的东西卖给这个主编,让他同意发表。记者就会自己去揣摩,自己去想。后来我觉得《时代周刊》越来越像《大千世界》,老去挖空心思想希奇古怪、犄角旮旯很奇怪的事儿。具体到我这,他派我出去采访的时候,不管你去采访谁,我走之前他就说,黄永你来,你采访他最后我们就需要这样一段引言,HOOK。他并没有明确的说你要编造,我要你什么立场,你要给我呈现什么东西,没有一句明确的东西,但是这种影响,无形地,慢慢渗透,渗透到我这儿来,不管是关于什么的报道,这个文章写出来都会很奇怪,咱们不能说它造假,但是都会看着很奇怪,似是而非。所以我觉得西方媒体这种似是而非,是更可怕的东西,虽然我不捏造事实,但是我把事实,把这个东西从这儿摆到这儿,之间这种变化,以及我怎么去解读,我怎么去分析,我通过什么样的人来支持我的这个故事,这中间所造成的与事实不一定背道而驰,但肯定是渐行渐远。这种偏差给人的诱导,说句很简单的话,比如以前你看人民日报,其实也不难看,你只要倒过来,它说有你就知道没有,它说没有你就知道有,它说黑你就知道白。但是美国人一天到晚搞这种灰的东西出来……

  杨早:而且它以前说过一个道理,本来不同的媒体之间会互相制衡,但确实有这个问题,比如你订开一个立场的报纸,你跟它熟悉,你不会再订另外的报纸,你又不是新闻分析员,你只会订跟你靠近的报纸,作为普通人来说,你的信息来源就是单一的,你是被影响的。

  邱小石:这个就跟我们订微博关注的人一样。

  杨早:你关注右派多,你就会看到很多右派。


  黄永:还有一点,特别危险,因为美国人或者西方人过于相信他们的媒体是公正的,所以他无条件地敞开心扉接受这些信息,而且美国人(欧洲人会好一点)很封闭,他的所有对外界世界的信息来源全部是通过媒体。当然这还是读书的美国人,更大多数的美国人,根本对外界既不感兴趣也不关心,也不接受任何信息,他就活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

  杨早:新华社做了一个采访,奥巴马大选之前,美联储主席说了一个词儿,他说现在美国面临“财政悬崖”,新华社开始走基层,他在美国中部、东部、南部走了一圈,问了几百个各种各样的普通人,包括小企业主,打工的,他就问说你知道财政悬崖吗?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他们很惊奇,没事干谁去关心这个词啊!他们就说美国人不看电视的吗?我觉得美国人看电视,没有像中国人那么关心政治。

  邱小石:但是也不一定,我回重庆见同学,还有回成都,很多人也不关心政治生活。

  杨早:我们这一代人会这样,老一辈真不是。

  黄永:相比较而言,中国人还是比较关心政治。

  邱小石:这个分析比较有趣,灰的反而不容易辨别。

  杨早:这个有点像宫铃说过的,她从台北到北京来,她说有些(大陆)人一直保持看台湾电视,看了半年觉得懂台湾,但是你看到的是被呈现和选择出来的台湾。上次张大春到北京来,我们在那儿聊天,跟余华聊天,余华比他更熟那个台湾选战。中国有一个投射,反正你也只看到那些东西,你看不到现实生活。就跟外国人一直在看新闻联播,他觉得了解中国差不多。其实台湾媒体也很内向,它不是很关心别的事,一天到晚希奇古怪的事特别多,就看你对这个的信任度,因为中国现在摆明了新闻联播就是假东西,大家都不相信它。但是一旦他相信这个媒体所谓客观公正以后,他会完全用媒体事实遮蔽整个国家的事实。

  黄永:像咱们小时候,书上写的肯定就是真的,报纸上没有错别字一样。

  邱小石:这是不是很健康的事情呢?本来这个不是非黑即白。

  杨早:问题是你相信它非黑即白,你相信它黑白分明的,就麻烦了。(黄永:读者不知道他写的是灰的)如果读者知道是灰就好办了,比如我们现在对中国媒体足够警惕,不太容易受骗。我们上一代不行,还是相信报纸上说的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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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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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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