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作家汪曾祺，一定绕不开江苏高邮，因为他的诸多文学作品都在描写他魂牵梦萦的故土。
5月5日，“青睐”云课堂邀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以“汪曾祺的文学返乡”为题，细述汪曾祺文学创作史上的关键节点，深入探究他所塑造的“高邮文学世界”。故乡高邮，为什么是汪曾祺最好的写作表达对象？又是什么，使汪曾祺成为了汪曾祺？汪曾祺自上世纪80年代复出后，便拥有了众多读者，许多人读着他的小说与他一起成长，直至他在文坛重放光芒。杨早也是这样，从1981年第一次读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到“后来他发表什么我读什么。”杨早一直是个汪迷，之后又慢慢从阅读者变成了研究者。一起成长的困扰是容易被困在熟悉的记录中，接受一些简单的甚至粗暴的标签，比如为人所熟知的汪曾祺是“最后的士大夫”“京味作家”这样的称号。汪曾祺首先不承认自己是京味作家，他说自己是京派作家，像林徽因、徐志摩、梁思成、沈从文一样。杨早也对汪曾祺被冠之以“最后的士大夫”标签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士大夫需要一个社会机制作为保障，“比如说先要出来做官，回去才能够当乡绅，能够对当地的各种事情承担责任。可汪曾祺一辈子有什么权力呢？如何被称为士大夫？”在上世纪90年代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汪曾祺是一位不易归类的作家。“给他归类是一个难题，无论是现代主义、都市文学，还是市井文学，都不好放进去。”而一般来说，认知一位共同成长的作家需要时间为我们脱开目光，好像同时代的人看鲁迅，也不一定把他看得有多高，“至少没有后面我们说的那么高。所以有时候，关于文学作品和文学家的记忆需要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重估他们的价值。”杨早总结道。
对于汪曾祺的价值，杨早有以下发展性的观察：“汪先生1997年去世。在80年代，可以说他是一位小说和散文名家；至90年代末20世纪初，已经可称一位大家了。到今天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位小说和散文的大师，是近50年来中国文学不可多得的遗产之一。”杨早承认对于价值的判断见仁见智，但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杨早提到学者孙郁对汪曾祺的一个评语：汪曾祺的小说特别完整。怎么理解完整呢？杨早认为是指在汪曾祺的写作道路上，尤其是他本色当行的，至少从目前来说他做到了尽善尽美。“如果从现代文学来比拟的话，像鲁迅、沈从文，还有萧红、张爱玲，他们在自己的写作之路上也做到了极致。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完整，也就是说在一条路上已经走到终结，后面的人可以在新的路上异峰突起，但很难在他这条路上再有新的开凿。”汪曾祺的写作之路上最出彩的，就是他写家乡高邮的系列作品，杨早将其命名为“汪曾祺的文学返乡”，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汪曾祺对于高邮来说，就像鲁迅之于绍兴，沈从文之于凤凰和湘西，萧红之于呼兰河、哈尔滨如此的重要。”阐明了“汪曾祺可谓高邮这座城市的传记作者”的观点。一个城市的传记作者描述他的城市，注重的是深入民间社会，了解市井百态、风土人情、奇闻逸事，通过深入描述将所写的城市写成一个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作家利用自己的印象来进行的写作，其传播和留存的意义无可替代。就像鲁迅写绍兴，他并没有写很多的地名，而是通过笔下的一个个人物使绍兴深深印在了历代读者的脑海里，然后我们会根据鲁迅去认知绍兴，鲁迅就变成了绍兴的一个传记作者。”在这里，不难看出杨早作为研究者所领悟的奥秘。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高邮，1939年离开家乡。他对1931年发生在高邮的一场大水灾印象深刻，那场水灾几乎淹没了高邮全县，死亡人数大概有几万人，这场水灾也对他后来的道路选择造成了影响。汪曾祺在散文《他乡寄意》中劈头就说：我的家乡过去是相当穷的，穷的原因是多水患。因为县城的西面是运河，运河西堤外便是高邮湖。运河的河身高，几乎是一条悬河。而县境的地势低，据说运河的河底和县城的城墙一般高，这样全县就随时处在水灾的威胁当中。杨早的祖父和汪曾祺是表兄弟，在1931年水灾后搬离高邮去了南京。汪家虽然没有搬离，但1936年汪曾祺就到江阴南菁中学去念书了，因为高邮没有好的高中。但1937年暑假，日军攻占了江阴，汪曾祺只能在家里自学。日军骚扰厉害时，汪家长辈便带着子女到乡下的庵赵庄避难。庵赵庄人基本姓赵，庄里有菩提庵，所以叫庵赵庄。汪曾祺在庵赵庄时，身边没什么书，新文学的书更少，所以他反反复复看的只有两本，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沈从文小说选》，这本小说选还是盗版的。就是这两本书让汪曾祺发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1938年夏末发生了一件事，汪曾祺的大姐汪巧纹从师范毕业后要去重庆考大学，父亲希望女儿留在高邮，而汪巧纹坚决要走。汪曾祺和姐姐的感情很好，“汪巧纹可以说是汪曾祺文学及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扳道工，多次出手都让汪曾祺的人生发生了一些变化。”杨早说。走的那天，汪曾祺把姐姐一直送到运河码头，依依不舍。
1947年5月汪曾祺在上海
1939年夏天，汪巧纹从重庆给汪曾祺写来一封信，嘱咐他一定要考大学。这是一个长姐作为过来人的劝告，也更加坚定了汪曾祺要走出高邮的决心。汪曾祺决定走上海、香港这条路，去云南考大学。杨早提到汪曾祺的求学生活时总结：“不得不说汪曾祺的父亲是很开明的，一儿一女到外地读书，家里的负担其实蛮重的，因为在抗战时期的内地，学生靠自己挣到学费和生活费，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汪曾祺在昆明时主要靠家里接济。有时邮路不太方便，还会断了家里的支援，日子过得很苦。有个材料说，他曾经有12个小时没吃任何东西，就躺在屋子里一动不动。后来靠像朱德熙这样的好朋友，或者同乡接济才过下去。”杨早感慨，如果汪曾祺走不出高邮的话，有可能变成他曾经写过、也很喜欢的一位作家归有光。归有光是桐城派的先驱，也是很有名的散文家。但曾国藩曾经说过，归有光一辈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离开过家乡，所以他的格局是比较窄的。如果汪曾祺不离开高邮，以他的文化底蕴和才情，也会成为一个才子，但可能就是一个本地才子。有一种说法，汪曾祺是为了沈从文去考西南联大，但杨早说，经研究者考证不太可能，“因为汪曾祺去昆明时，沈从文还没有到联大教书，他身在高邮怎么可能知道沈从文要变成联大老师呢？”实际上，汪曾祺自己写过报考西南联大的原因，主要因为这个学校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个学校合并，而北大是出了名的自由，他觉得符合自己的性格。“他也没说非联大不读，如果考不上联大，他打算去考昆明的另外一个学校国立艺专。如果考上国立艺专的话，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画家，而不是一个作家。”杨早说。汪曾祺体会到的西南联大中文系确实比较无拘无束，他自己在《西南大中文系》文中说，联大的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中文系教授对学生要求是不严格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联大教授大都爱才。汪曾祺是个才子，得到很多老师的喜爱。汪曾祺还曾经说，沈从文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反三，否则就会不知所云。“事实上他说沈先生教了好几届学生，都教个体文创作、大学语文，但是出的作家非常少，其实很多人听不懂，听懂了也没办法照着做。”杨早说。汪曾祺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他自己坦承如果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杨早对此心有戚戚：“可以说西南联大自由的学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汪曾祺后来的创作道路。”联大中文系由三所学校的中文系合并而成，但事实上南开大学没有中文系，所以联大中文系主要是由北大和清华两个学校的组成。在当时，北大、清华的中文系有着明显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杨早解说：“当时的北大特别注重古典文学，几乎不承认一切俗文学和新文学是文学，连戏曲都是边缘化的，不招人待见。清华则比较开明创新，像闻一多、朱自清都是以文学家身份进入清华当教授的。”汪曾祺读书时，中文系主任是罗常培。罗常培主张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杨早说：“这可能是这句话最早的源头，后来好几位系主任也说过，他们主张中文系培养学者。”汪曾祺喜欢写作，尤其喜欢现代派写作，但对古典文学不太感兴趣，也不愿意下工夫，在当时的学生中是比较另类的，所以大家往往说“汪曾祺是才子，聪明，但是不主流。”实际上汪曾祺从小在其祖父的悉心教授下学习古文，他祖父曾经很满意地说，以汪曾祺的水平，搁在前清，可以中一个秀才。在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广泛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受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法国作家纪德的影响很大。阿索林是个神奇人物，他常常写下一段故事，在读者还在期待下文时结束了。杨早总结：“汪曾祺的小品文也好，小说也好，都有阿索林的特点，人物、情节、结局都没有，营造的是清淡的氛围。”读法国作家纪德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风潮，汪曾祺也经常夹一本纪德的书坐茶馆。他也读萨特，还读很多现代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所以整个来说，汪曾祺的文学营养是非常现代派的”。
杨早说，可以想象一下，从一个看屠格涅夫都会觉得怎么能够这么写小说的汪曾祺，到面对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风，内心的震动会有多大，而这个影响对他后来回头审视高邮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帮助。
汪曾祺手稿
杨早把汪曾祺的第一次文学返乡定义于他在西南联大就读的1940年代，汪曾祺后来关于高邮的系列书写，大部分在这个时期的创作里已经埋下伏笔。“汪曾祺是会就一个题材反复书写的人，在反复写的过程中，追求的是写作本身，而不是要写一个故事。”杨早认为，汪曾祺在昆明接受了西方文学的陶冶后，尝试用比较现代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故乡的场景，从那个时候起，高邮就变成了汪曾祺重要的创作资源，甚至是最重要的创作资源。1980年，汪曾祺重写《异秉》，继而写出《受戒》《岁寒三友》。1981年写出《徙》《晚饭花》，至此，汪曾祺完成了他的高邮文学世界的塑造，可称为他的第二次文学返乡。杨早总结其原因说：“1980年之所以汪曾祺会有这样的举动，有几个动因，一是自‘文革’结束后，汪曾祺的境遇非常压抑。1979年他虽然得到平反，还是被挂起来的，但至少获得了一些认可，他的心情开始舒缓，加之整个社会的气温也在回暖，他也明显感觉到的。并且因为没有安排工作，他还比较有时间。”而主要的触动来自于汪曾祺的大姐，1980年汪巧纹到北京来看汪曾祺，姐弟俩谈得最多的是故乡高邮，这时汪曾祺已经有40年没回过故乡了。据汪曾祺的女儿回忆，大姐走了以后，汪曾祺经常一个人发愣，就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和故乡。此时汪曾祺对高邮的心态，和他1940年代在昆明暂时回望高邮时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他重写《异秉》，再写《受戒》等作品时，心态又升高了一个层次。杨早感慨：“用一个我们熟悉的比喻，汪曾祺第一次的返乡是一次升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次到昆明后，回望高邮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八十年代后，达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1981年10月10日，汪曾祺回乡，回到了离开42年的故乡高邮。当时的文学青年记下了他在高邮几次讲座的神情，作家王干写道：“他满面红光，精神劲儿十足，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谈他的小说，也谈鲁迅、沈从文、孙犁，也谈艾略特、舒婷。”这一次回乡，汪曾祺到高邮师范、高邮县中学做了讲座，还为全县的中小学教师、机关干部和文学爱好者做了一场题为《文学的语言》的讲座。在这三场公开的讲座里，据记载，汪曾祺事先做了准备，讲得也很卖力，然而效果并不很理想。杨早说，据当时听讲的金实秋记载：“汪老讲到一些轶闻趣事时，听众们听了就会笑，而讲到层次较高的语言的美、语言的韵律节奏及相关的创作思路问题，学生们便大多听不进去，笔记也停下来，有的老师也提不起精神来。”杨早认为这个记录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反证汪曾祺在80年代的境况。“那时他的小说还没有真正成名。当时邀请者向县政府汇报的时候，说是《沙家浜》的作者，等于他是靠着样板戏的余威才有了这次故乡之行。”汪曾祺从高邮回到北京后，1982年2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他复出后的第一本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小说16篇，其中写高邮的作品5篇，每一篇都是他的小说精髓。书出版后，北京出版社开了一个座谈会，来的人老中青都有，这些人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比如有的年轻人看了《复仇》惊呆了，没想到汪曾祺在1940年代已经可以写出这么意识流的作品，他们觉得太新了。也有人喜欢《黄油烙饼》这样的作品，觉得写的是大家能够接触到的当下的中国人。但是更加偏爱的，是他写高邮的这一批作品。”1984年，他的第二本书《晚饭花集》出版，此中写高邮的作品大大增加。“这两本小书，写尽了汪曾祺最爱的乡土。”杨早说。
《大淖记事》获得第4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汪曾祺唯一一次获全国奖的小说。获奖后的作者座谈会上，汪曾祺有一个叫做《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发言，基本说清了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作家的原因。他说，以前我是迷惘的，我的世界观是混乱的，写到后来几乎写不下去了。近二年我写了一些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写旧社会的，这些小说所写的人和事，大都是我十六七岁以前得到的印象。为什么我过60岁才写出了呢？大概是因为我比较成熟了，我的世界观比较稳定了。他说，解放前很少想到读者，一篇小说发表了得到二三师友的称赞，极为满足。近二年写小说，我以为我的读者面很窄，最近听说我的读者不像我想的那么少，一些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和公社干部也在读我的小说，这使我感到很惶恐，产生了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对此，杨早的解读是：“汪曾祺回应小说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但这只是一个目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心、方式和手段来益于世道人心。这正是汪曾祺和其他小说家不一样的地方，他要使这个世界更加诗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是人道主义。汪曾祺曾自己定位是一个“中国式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定义这么长一个句子，因为其中几个词不能省略。“他说人道主义是对人的关心、尊重和欣赏，‘抒情的’则指写作时避开了一些丑恶现实，他和沈从文一样，愿意把事情写得更好，使这个世界更加诗化。”为什么是中国式的？“还是民族传统和现实主义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接受西方影响和现代主义才说得通。所以汪曾祺拒绝承认自己是京味作家，他觉得京味作家比较缺乏思想，缺少人道主义。”杨早说。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的善良，是汪曾祺特别讴歌的一种色彩。杨早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无关于所受的文学训练，甚至无关于创作才能。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关心和悲悯，用故事形式表达出来，不再虚幻难懂和空洞无物，才是中国式抒情的人道主义。而恰恰是这样一种人道主义，让汪曾祺成为了汪曾祺；也恰恰是故乡高邮，成为了他写作表达的最好对象。在对故乡的书写中，汪曾祺将人道、悲悯、善良表达得比其他任何题材都深刻、舒缓、从容和通透，而且，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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