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副教授易延友终于道歉，删除了几条微博，包括那句千夫所指的话：“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小”。而有些评论员还在嘴硬，他们说，易教授只是说出了人们“心中默认的看法”（@黄章晋ster），还有人将这种看法称之为“实质正义”：“从实质正义上来说，强奸妓女与强奸良家妇女，对被害人的伤害程度大不同。这无需多解释，只取决于你是个诚实的人还是个装逼的人。”(@评论员李铁)

　　看了好多批评甚至詈骂易延友的评论，我想再次感慨一下这个社会太缺乏信任，尤其是累积多年泛滥一时的“砖家叫兽过敏症”。结果是凭一句话就开喷，然后是大骂清华，然后是感慨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失败，最后是自己孩子考上清华也不让去上——最后一句当然是幻想，懒于思考的人哪有如此的节操。

　　我非常不赞成易延友这句结论。但是我主张先作分析，再看语境，想想为什么一位法律学者会说出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

　　“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小”这句话，可以认为是一种主张（应然），也可以看作一种客观描述（实然）。鉴于易延友后来将自己这句话说成“真理”，这句话有价值主张的成分。但这种价值主张，也确实基于某种事实，需要分层次讨论。

　　强奸对受害者生理、心理造成的伤害，当然会有不同，但那是个案、个体的差异，你决不能说因为这个是陪酒，那个是良家，就肯定前大后小。是的，有人是这么想的，比如@评论员李铁 那只沙猪。但我觉得身为法律学者的易延友不会犯这种太明显的逻辑错误。他想说的，应该是确实在从苏联到中国法律中存在过的“社会危害性”。

　　强奸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行，所谓社会危害性的衡量，其实是强奸案本身造成的社会影响。正如同样是杀人抢劫，如果死者是儿童，如长春劫车杀婴案，一定会引发公众更大的同情与愤怒，以及更多的恐惧。这种情绪基于一种共同道德的假设：人应该更同情弱小的儿童，即使是杀人凶手。反过来说，杀戮儿童之社会危害性，甚于杀害成人。

　　“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小”这个推论，在某种前提下是成立的，这前提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尤其是性道德）都比较严苛。在这种道德标准下，陪酒女等性工作者，本身就带有原罪，她们被强奸被杀害，虽然也不合法，却可以视为某种道德审判或因果报应，因此在公众心中不会激起太多的负面情绪，甚至收获如雷采声也不一定。

　　易延友的这句话，与其说是男性霸权主义，不如说是功利主义，盖功利主义以社会整体的福祉为衡量标准，像妓女这样的职业，在道德层面上冒犯了大多数人，当然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她们受到侵害，属于“坏人打坏人”，社会危害性就小。

　　说到这里，可以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奸近杀”》，“奸近杀”正是古代社会的道德观念，道德水准与生命价值建立了连带关系。王小波讲了一个故事道：

　　“小时候，我有一位小伙伴，见了大公鸡踩蛋，就拣起石头狂追不已，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要制止鸡耍流氓。当然，鸡不结婚，搞的全是婚外恋，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有伤风化；但鸡毕竟是鸡，它们的行为不足以损害我们——我就是这样劝我的小伙伴。他有另一套说法：虽然它们是鸡，但毕竟是在耍流氓。”

　　王小波由此感慨道：“不知为什么，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在道德方面，全然没有灵敏度肯定是不行的，这我也承认。但高到我这位朋友的程度也不行：这会闹到鸡犬不宁。”

　　在我看来，易延友等辈，包括去年反对地铁清凉女装的秋风等论者，都是道德敏感度过高之人。这里面甚至包括一些为“陪酒女”辩护的，因为他们使劲强调“很多妓女是为生活所迫”。是不是为生活所迫，不该是应否保护其身体、尊严及性自主权的前提。

　　中国当下的性道德状况，是有史以来最混乱的时期。严苛者与宽容者并存于世，持戈相争。我无意分辨其中高下，但主张这种价值判定的差异仅限于性领域，一旦涉及到法律领域，既不应当以被害人的职业为考量前提，也不当遽尔认定个人职业、私生活形象等因素会决定案件的“社会危害性”，更别提什么“实质正义”。否则，正如有些法律学者指出的，此闸一开，性工作者就没有被强奸一说了。

　　我们都是从道德敏感度过高的时代走过来的。小时候如果听闻李天一案，你都能猜出大部分人会怎么说：“女孩子也不检点，去那种地方，跟那种人鬼混，被人害了，活该！”其实现在这样想、这样说的人，也自不少。只是，毕竟也有很多人站出来对道德过敏症说不了。如果大部分人都不再因受害者的职业，改变对受害者权利的维护与支持，所谓的“社会危害性”自然就小下去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回头关注强奸案中的个体，而不是先给她贴上某种符号，先就着符号乱战一场。窃以为，这才是“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