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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讲的这本书，是任继愈先生所著，叫做《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的人和事》，是从任先生不同的文章，或者访谈中截出来的。
所有的这种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儿，大部分我们都知道。但是，旧瓶也可以装新酒，一些可能耳熟能详的轶事，在今天来看，心情又不同。
刘文典
首先想讲的是大家都很熟的刘文典先生。书中说：“刘先生平时对学生、对同事礼貌待人、彬彬有礼，他看到他不喜欢的人，真是当面让人下不来台。”举的例子，当然就是刘文典在躲警报的时候见到了沈从文，当然书里只说“平时很不喜欢的一位先生”：
他当面指责他：“我躲飞机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怎么也来躲飞机？”那一位先生很有涵养，对刘先生也很尊重，没有和他争辩，换了一个地方，离得他远远的。
任继愈评价说：“魏晋时，阮籍用青白眼对待不同的客人，刘先生在这一点上有点近似。”
问题是，西南联大到底应不应该聘请沈从文当教授？沈从文又是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我也没有答案。包括沈从文教出来的学生汪曾祺，也是因为不爱系主任做的学问，不能讨系主任的欢心，所以最后没法留校。
但是之所以西南联大会成为一个神话，比抗战别的高校，比如说华西坝五大学、西北联大、浙江大学这些高校要更有名，很大程度上跟新文学作品，包括沈从文、汪曾祺、宗璞，有很大关系。
我们不必为尊者讳，刘文典先生这种“我不喜欢的，就不应该存在”这种心态，其实是既不自由也不包容的，跟任继愈的书题《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的人与事》完全相反。
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刘文典其实非常崇拜陈寅恪。他曾经说过“作为教授，陈寅恪应该拿400块钱薪水，我应该拿40块钱，沈从文只应该拿4块钱”。但是他有一次跟陈寅恪争得很厉害，他们争的是什么呢？他们争的是“谁的身体更差”，相持不下。最后刘先生说：你只穿了一件皮袍子，我穿了两件皮袍子，可见我的身体更差，“自得之色溢于眉间”，陈寅恪不再争，服输了。
请问拿穿两件皮袍子来证明自己身体更弱，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实在不懂。除了说明刘文典这个人争强好胜、性格古怪以外，我看不出有什么韵事可言。
还有一则说刘文典驳斥周作人的主张，“因为周作人说，作者读作家的作品，并不必了解作者是什么人，比如吃包子，只要包子做得好吃啊，不管制作包子的厨师是否强奸过他嫂子”。刘先生接着说，“文学作品是高级精神产品，不同于制作包子。一个强奸过他嫂子的人能做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来吗？”
我实在想隔着时光反问一声刘先生：怎么就做不出来呢？一个作家的人格，和他的艺术才能不成正比，这是常识。如果你迷信“文如其人”的话，你就上当了。
所以，我觉得刘文典先生，是一个“不包容”的典型，他跑警报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说明他负载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有好有坏，对吧？
接下来说说钱穆先生。钱穆在抗战的时候出版了《国史大纲》，扉页上题词“献给前线百万将士”，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钱穆先生爱国当然没问题，但是由于爱国，所以他在《国史大纲》里就不断强调“中国文化怎么怎么好”。任继愈先生在书里也谈到过，因为他夫人冯钟芸是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参加过历史教材的编写，任先生引用章学诚的话说，“欲亡其国者先亡其史”，所以他说教科书应该增强学生的爱国心和凝聚力。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但这句话不能反过来，不能说教材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爱国心和凝聚力，那样的话就没法看了，因为必然而会造成某种遮蔽。中国的漫长历史里面，可以说什么都有，我认为“了解相对全面与真实的历史”更为重要。
我最近在读一本穿越文，主角穿越到崇祯元年，以一篇《少年大明说》参加科举，夺得县试案首，“美哉我少年大明，与天不老；壮哉我大明少年，与国无疆”博得了陈洪绶与刘宗周这样的大儒青睐。如果你懂一点科举史与近代史，你就知道梁启超这种报章文恰恰是反科举的。说到“亡其史”，我倒是觉得这样的知识传播是在亡其史。
书里还有一则轶事，说钱穆讲课喜欢讲“中西文化的异同”，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历史系的教授姚从吾对他说：“讲中西文化的异同，最好听听莱茵河畔教堂的钟声，这里有西方文化的精神”。钱穆因为没有出过国留过学，多少也有点受歧视，这一点同于沈从文。不过就这件事而言，钱穆有没有出过国，倒不是问题，但是如果对西方社会与文化不够了解，奢谈中西文化异同，肯定是有问题的。
钱穆后来竞选院士，屡屡受挫，跟他没有西学背景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当然有学界的某种歧视在；但另一方面钱穆的这种学术风格，也是会留下让人诟病的地方。
回过头又说到冯友兰，冯友兰也是出于爱国的责任感，所以他一直反对胡适说的“中国有思想史而无哲学史”。这倒无所谓，见仁见智。只是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里面讲他1982年去美国讲学的感受时说：、
他1946年到美国来讲中国哲学史，“像在博物院中当讲解员。讲来讲去，觉得自己也成了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了，觉得有自卑感，心里很不舒服。这次我来美国，虽然讲的也是中国的东西，但心情完全不同，自卑感变成自豪感，不舒服变成了舒服。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
冯友兰的这些论断，是没有论证也难以论证，仅仅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最大的好处是让自己“自豪”“舒服”。这就好象在北大年龄这件事上，冯友兰也跟胡适唱反调。冯友兰一直主张北京校史不要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算起，而是从东汉太学算起，原因是：西方许多著名大学，动不动就几百上千年历史，我们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应该有更长的历史。
说实话，我觉得冯先生的这些想法，虽然很可爱，但正如王国维所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冯先生自己主张，自己开心就好，但如果这样的思路定于一尊，不容置疑，那又哪里谈得上“自由与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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